最高层的权力争夺，与崔德本没有关系，但与崔氏有直接关系。
今日崔氏家主崔弘升是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大将军，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距离中枢比较近，但距离中枢核心层还有一段距离。
崔氏是山东第一世家，中土超级大豪门，在中土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势力非常庞大。如此家族，在中土分裂群雄争霸时代，王霸们自然趋之若鹜，以为助力，但中土一统了，此等势力便威胁到了皇权的发展，成为王朝稳定的隐患，是遏制和打击的对象。所以从现实状况考虑，崔弘升距离中枢核心层不仅仅是有一段距离，而是一段根本就走不到头的距离。
先帝的温和改革也罢，今上的激进改革也罢，实质上目标都是遏制和打击世家豪门，削减和剥夺世家豪门的特权，在最大程度集权于中央的同时，彻底铲除门阀士族政治，让世家豪门成为永久的历史。
中央集权制始自秦始皇，到汉武帝逐步走上正轨，到汉光武皇帝基本成型，但受限于文化传播手段的极度缺乏和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平，导致有能力和有机会接受教育者寥寥无几，而人才的过度匮乏直接限制了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到了魏晋时期，这一制度迅速被门阀士族政治所取代，而掌控了中土文化和财富的贵族们，并没有因此把中土推向繁荣发展，反而给中土带来了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和分裂。
先帝统一中土后义无反顾的推行中央集权制，而若要实现这一制度，首先就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而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首先就要遏制和打击掌控了中土权力和财富的世家豪门。这实际上就是虎口夺食，难度非常大，但并不是没有希望，因为中土的寒门阶层绝对支持这一改革。寒门不是平民，而是贵族，只是等级很低，拥有很少的权力和财富，对霸占着中土绝大部分权力和财富的世家豪门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所以自古至今，大凡改革者，无惧生死向既得利益集团“大开杀戒”者，基本上都是寒门出生的大智慧者。
今日中土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随着统治者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文化传播手段已是越来越丰富，而在中土由分裂走向统一过程中，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也蓬勃发展，今日中土“寒门”的绝对数量已非常庞大。有了知识的寒门子弟，对现行国策中权力和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平充满了强烈的改革意识，而这一阶层，正是先帝和今上，还有追随他们的改革派们，义无反顾地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所在，他们不怕没有人支持。而世家豪门迫于现实，迫于整个寒门阶层对改革的迫切需求，也不得不进行妥协，不得不向寒门阶层让度一部分既得利益，不得不调整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制度，以便最大程度地保全和维持门阀士族政治。
自先帝建国开始，崔弘度、崔弘升兄弟便为先帝所倚重，辅佐先帝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有助于中土统一和发展的国策。先帝是温和改革派，他若想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首先就需要赢得豪门世家的支持，所以先帝同样需要崔氏兄弟在政治改革上为他冲锋陷阵，以便起到一个表率和带头的作用。
然而，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必须要豪门世家让度既得利益，承担改革成本的时候，矛盾就激烈了，冲突就爆发了。先帝和改革派们在不遗余力地打击以崔氏为首的豪门世家的同时，自身也遭到了重创，震惊中土的太子杨勇废黜一案便是双方激烈冲突的结果。
先帝惨胜，与他执政理念一致的今上最终赢得了皇统，先帝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改革大业也因此得以继续。只是，九泉之下的先帝大概没有想到，以今上为核心的新的改革派们加快了改革步伐，以“激进”代替了“温和”，而由此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远远超过了先帝执政后期，新生的庞大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皇帝实际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政治集团。豪门世家也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同样是政治集团。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延续国祚，长治久安，肯定要集权，唯有集权才有稳定。而豪门世家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肯定要分享皇帝的权柄。“王与马，共天下”，便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巅峰之态，但分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分裂和战乱的祸根。这有历史为证，无须赘述，皇帝也罢，豪门世家也罢，心知肚明，所以一个强烈要集权，另一个却坚决反对集权。
对皇帝来说，你威胁到了我的生存，我当然要出手对付你，而对豪门世家来说，王朝更迭是常态，我既然能扶你上台，便能把你从台上轰下去。现在的状态是，皇帝以改革为武器，以战争为手段，以军队为后盾，向豪门世家发起了凌厉攻击，而豪门世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防守，但最好的防守便是进攻，面对皇帝和改革派的步步紧逼，豪门世家不得不反击了。
崔家的十二娘子在信中反复提到了白发异士，其言辞中更是做出了加大支持力度的暗示。
崔德本最早不相信白发异士的预测，纯粹就是胡扯八道嘛，中枢核心层一股脑儿死掉好几个，太荒诞了。如果当真发生了这样的事，皇帝岂不崩溃了？东征还能进行下去？
然而，这种历史罕见的空前奇事当真发生了。主掌尚书都省的司空，内史省省的八座之一兵部尚书，十二卫府大将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