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实施的时候发现，自治委员会最基层的组织——村级自治委员会很难实行全民的选举。第一，妇女被自然地排除在外了。没有一家会让女人抛头露面。即使是成年男性，像程大牛那样勇于站出来提出自己主张的极少。
毛病出在龙谦身上。他完全忽略了农村的现状，忽略了农民的参政积极性和议政水平。
于是。龙谦在规则上做了修订，村级成员由本村推举，总会的成员由各村级委员选举。
形成的事实是，两级自治委员会成员中乡绅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一般的农民，根本就不愿抛头露面。即使如程大牛之类具有反抗精神的。也因为其文化素质的低下。难以在委员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们总是站在反对派的一面，不停地反对提案。但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方案。
一句话，这个时代的农民还不能为其阶级呐喊，必须有代表其利益的有视野有文化有能力的精英人物来引导。
龙谦为自治委员会拟写的内部的议事规则规定，委员会推出所有的条例法规时，必须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具体做法就是无记名投票。这种闪烁着民主思想的规定在执行中也走样，委员们习惯于看大人物的脸色，他们不相信自己投了反对票会阻止提案的通过，他们担心因为自己的反对而得罪那些有权势的人。
龙谦其实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需要时间来解决。他曾不止一次与陈超探讨过选举的深刻含义。陈超天生具备民主思想。对龙谦所提出的所有办法几乎都发自内心地赞同并认真执行。但效果却很差。
自治委员会成立数年来的实际情况是，乡绅们在地方上的权势受到了限制，但并未出现农民说了算的现象。如果不是陈超的主持，自治委员会不过是地主统治乡村的一个改头换面的工具。
身为地主的陈超对此十分的失望。
龙谦明确地对陈超说，希望农民行使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个较长的过程。其标志之一就是有一支保护其利益不受地主侵犯的军队，另外，必须实现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很难想象，一群连自己名字都不识的文盲，一群连国家、民族都不知何物的群氓能够走上政治舞台！
与龙谦无数次深入的交流。陈超算是初步理解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理解了阶级矛盾爆发的可怕威力。在遥远的欧洲，已经诞生了为无产阶级呐喊的理论。而在中国，完整地记载了数千年封建史中不胜枚举的农民暴动，其实就是阶级对抗的结果。
发现这一点，曾引起了陈超的极大震撼。当纷乱无序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效果当然不一般。好在龙谦对所谓的“剥夺剥夺者”不赞同，这让陈超安心不少。
既然能提出问题，想必是深思过了。陈超问及对策，龙谦苦笑说他也无良策可施。不过，既然阶级或者阶层是因为经济地位决定的，那么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经济。而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富者阡陌连片，贫者无立锥之地，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顺着这方面想，如果农民不通过种地可以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益，那么可以断定，农民必将减轻甚至放弃对土地的关注和热爱。
道理成立。但陈超想不出什么方法可以让农民不种地而有收入的办法。直到龙谦掌控鲁南两州，神奇地将中兴、华源两大实业集团组建起来，为了报答根据地民众的养育之恩，两大实业集团定向招收根据地的青壮年到沂州、兖州的企业做工。陈超总算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经历了一番曲折，在尝到甜头后，对舍土抛家心怀顾虑的根据地农民开始踊跃奔赴沂州和兖州。前后有上千人离开了故乡，离开的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陈超极为兴奋。他从龙谦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眼界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方法，调查统计，用数据说话的方法。陈超利用职务之便，统计了华源集团供职的根据地四百余青壮的年收入和自身的生活支出，比较了在老家种地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出来打工，相当于他在家耕种8.6亩自有耕地。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以陈家崖为例，人均耕地不到五亩，大半是靠天吃饭的旱地。而且，自有耕地连一半都不到。
陈超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只要家乡有一人出来做工，就相当于家庭收入增加了三倍有余。不止如此，那些离开家乡告别土地变为产业工人的人，十有八九不会再回到老家务农了。那么，老家的人口减少了，人均耕地增加了，为儿子娶亲一类的花销转移了，盖房也会少盖不少……当龙谦摆出了加减法，陈超真的看到了家乡摆脱贫困的希望。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推算……假如再动出老家的多少人，那边会有什么变化……
龙谦立即指出了他的谬误。你这是建立在企业无限扩大的基础上的。华源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实际上，经营企业的风险比种地高的多！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产品的畅销上，只有将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出去，企业才能获取利润实现扩张。但产品的销售需要市场的支撑，没有市场，一切都成为空中楼阁了。华源如今畅销的产品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