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想用议和得到喘息的时间，自以为作了很大的退让，但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此时的明朝早已不是之前的明朝，不同于崇祯时的财政破产，不同于弘光时的满足偏安、耽于享乐，不同于鲁、唐内讧，不同于永历时的软弱纷争。
战争必须不间断地打下去，哪怕是暂时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只要使满清处于这种紧张的军事状态，至多两三年，清廷的财政便会破产。
而明朝的财政虽然也面临着困难，却只是一时的。江南得益于人口的数量优势，重建恢复的速度很快，马上就要收获今年第一季粮食，粮草物资的紧张将得到很大缓解。等到秋末第二季收获，再加上其他地区，明军便具有了发动战略总攻的物资基础。
所以，议和是朱永兴所根本不予考虑的。能打为什么要和？目前的舆论和民心士气都可鼓不可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口气要始终顶着。这不仅仅是针对己方，还是对满清内部的压迫，有助于其人心继续涣散。
而从整个战略态势看，明军正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山东战局正因为满清内部的危机而变得不那么紧迫，虽然满清也调集拼凑了兵力，但还未能达到反攻的力量，稳固胶东半岛，以此作为基地的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但优势还并不是压倒性的，如果清军迅速进行战略收缩，把布置在江淮的兵力投入山东战场，必然会促使明军作出相应的增兵行动。时间，清廷需要喘息、调整。明廷也需要筹集、囤积物资，以供应各个军，各个战略方向。
显然，山东是倾斜性的，无论是运输的距离。还是光复区的经济状况，以及就地征集补充的难度，都需要更多的粮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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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封民爵是为表彰爱国之举，并不是给予他们日后免罪的特权。别说是民爵，就算是王公将相，罪者亦必究。”朱永兴向重臣们解释了原因。以避免卖官鬻爵的怀疑和指摘，其实呢，主要目的还是能够多筹集物资和钱财，“况且国安部和刑部都会进行调查，以确保所授民爵不会落到有劣迹的人手中。使朝廷蒙羞。”
大理寺正卿郭之奇刚要起身启奏，朱永兴已经伸手示意他稍安勿躁。
“至于日后他们会如何，谁会知道呢？”朱永兴轻轻摇着头说道：“别说一个民爵，就算是公侯将相，谁又担保他们不犯罪呢？”
“启奏万岁，微臣觉得暂时可以，却不宜长久。”张煌言谨慎地说道：“官爵，功名。国之重器，不可轻授。商人唯利是图，捐资助饷。亦是有其私心。”
“只要遵纪守法，赚取利润，倒也不必过分鄙薄。”朱永兴说道：“朕之前便说过，商人有爱国，有卖国，有守法正当赚取。亦有非法赢利，要区别对待。不可一言概之。至于国之重器，当然不可轻授。但却未必只有读书人可获。于国有贡献者，授之也是鼓励，也是榜样。”
国安部尚书叶虎岔开了话题，这授民爵的事情也就算定下来了，“启奏万岁，郑昭仁已从缅甸返回，呈上的情报显示，莽白确有不臣之心，缅甸大臣有不少已被其收买。且莽白甚是精明，派出秘使与郑联络，希望我朝能在其上位后遣使祝贺，他保证毫发无损地将太上皇及群臣送归。”
遣使祝贺？莽白的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得到财物，而是借具有象征意义的明朝皇帝致贺来增强和巩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朱永兴沉吟了一下，冷笑道：“既然莽白识时务，那便答应他又有何妨？之前已经解除了藩属地位，遣使祝贺亦不算有失国体吧？”
藩属国当然还要有，但却不是以前的那种朝贡体制，朱永兴希望变成更实际的利益。
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
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很多小国对朝贡趋之若鹜，因为明朝给予的回赐十分优厚，且按人头计算。到后来，国内的部族土官也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派出人数众多的朝贡队伍。这使得明朝末期的财政不堪重负，不得不限制朝贡的人数。
对于这种象征意义上的“万国来朝”，朱永兴不感兴趣，他要逐渐使条约体系成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系。同时，有针对性地实行殖民体系，作为与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时的主导体系。
说白了，朱永兴也是“唯利是图”之辈，不喜欢虚的东西，倒是更喜欢实际的利益。而相对来讲，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应该是更为实用的。
而明朝已经与暹罗、缅甸解除了藩属关系，不管是不是无奈之举，在名义上已经是平等的国家关系。所以，遣使祝贺新王登基，也就算不上什么掉价、跌份儿。当然，朱永兴更是不在乎这个。如果能不战而达到目的，自然是他的首要选择。
“莽白要谋篡王位，其言可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