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兴在搞平衡，也希望日后能借助这些民爵与儒生士绅相对抗。所以，民爵由各行各业充斥其中，而并非是由儒林中人独大。
不重商。亦不抑商，只要商人奉公守法，赚钱也取之有道，可以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扶植工民这个阶层，使已经出现的孱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壮大，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或商业社会进行过渡、转变；农耕亦要引导、提倡。毕竟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工业化亦要保持一定的比率，要适应国情进行发展。
当然，朱永兴赐封民爵也是相当审慎的，以免滥封而使其价值降低。同样，对于那些家眷在清廷统治区的商人，他也暂时将其排除在授爵之外。无他，希望借民爵之名使商人转移财富，来到自己的治下贡献力量罢了。
授爵颁勋完毕，朱永兴又讲了些鼓励、赞赏的话。便离开了会场。剩下的便是商人们自己商议在海防开设商馆，并成立商团的事情了。政府对此干预降到最低，只管收税、监督、查账、调解，并依法律惩治不法行为。其余的商贸事宜则由商团内部成立的商会协商解决，算是给了商人们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较自由的发展。同时。商人抱成团，做生意更有实力，更有针对性，日后也可能会成为抗衡英、荷东印度公司的一股力量。
当然，商人们商议的还有接受和使用新铸钱币，认购中兴国债，以此换取在滇省以及其他明军占领区行商的特许状。或许达成的协议不会太令人满意，认购国债的数量也不会太多，但这只是个开始。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特许状会越来越值钱，中兴国债的认购数量也会越来越大。
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此，朱永兴看得很清楚，所以并不只是寄希望于人们的爱国情操。以及一些慷慨激昂的宣传口号。总要让人们看到希望，才有投资和投效的冲动，才能聚涓成流，形成越来越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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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将士用命，以饷为重。对于封建军队来说，粮饷便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所谓“皇帝不差饿兵”，便是这个道理。
朱永兴尽管为钱粮发愁，倒还知道不能横征暴敛，以免失却人心，丧失长期坚持抗清的基础。而滇省的清军则不然，特别是满洲将领，视抢掠勒逼为正常之举，正把滇省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吴三桂与满洲将领战略意见不一，便只能上报朝廷，以求定夺。而清廷对一份有夸大之嫌、一份有轻敌之意的奏本感到不好定夺，特别是对请拔粮饷的要求难以办到。
此时，泉州的安南将军达素正在调拔人马，准备进攻金、厦，完成消灭元气大伤的郑成功的任务。此战关系重大，清廷已经押上了东南的全部水军力量，并且咬牙拔付了巨额的粮饷，供应满洲兵将以及浙江、广东、福建数省水师官兵之用，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饷再给西南。因此，清帝顺治先后下了两道比较模糊的旨意。
“臣三桂请进剿伪宗室，奉旨一则曰：若势不可行，慎勿强行。再则曰：或可自筹粮饷，务必筹画斟酌而行。大哉天语，详慎备至，臣智虑粗疏，言无可采。惟是再三筹斟，臣窃以为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巨荷恩深重，叨列维藩，职守谓何？忍以此贻忧君父……”
“……滇省几经战乱，蹂躏至极，若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磐，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况伪宗室善蛊人心，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今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动摇，一被煽惑，遍地蜂起。若不一举荡平首脑，蓄谋观望之辈岂畏我皇威灵，岂知逆天之法难逃……”
吴三桂急于占稳自家花园。更已把朱永兴视为心腹大患。他一边以云贵总管的身份抽调贵州兵马，一边再次上奏请求清廷的支持。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滇省战乱之后的疲弊，若按朝廷所说“自筹粮饷”。很可能因为逼迫太过，而使百姓、土司生怨，再重蹈元江叛乱之覆辙。
但吴三桂却忽略了滇省满洲兵将的急迫，高估了他们的智商和眼光。既然有朝廷圣旨，满洲兵将可谓是雷厉风行，立即开始“自筹粮饷”。准备消灭滇省明军后班师回京，享福作乐。
清军初入滇省时，按土地肥瘠不同，划分为若干等，规定了不同的税额。云南全省，只有河阳县（澄江）上等田每亩征米八升一合，为全省最重粮额。现在，满洲将领挟圣旨四处派人横征，对农户任意加粮。
如广南府和开化府（文山）“僻处万山，界连交岗”。每亩纳米高达一斗六升三合，其税额比河阳县上等地还高出一倍！还有“地皆崎岖山谷”，耕地更少的地方，本来应免于丈量，只是象征性的收取。现在，却新增税米数千担。又收“地讲银”、“茶税银”等。
任意加粮还不算，满洲兵将又将其“日用等物”，都派到少数民族的百姓承担。摊派村寨年例银，及子花、核桃、木耳等，又摊派马料。
云南少数民族各土司多有财富，自然也难逃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