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特权赋予了言官，当然也会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养提出特别的要求，并且是非常苛严的，明朝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有着很高的标准，先，必须是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并要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总之，言官必须具备秉公据实、善辨是非、敢论曲直、既勤且廉等优秀品行，另外才识亦不可缺失。
而一些既有品行，又有才识的人，在做了言官以后，也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在面对诸多重大问题时，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他们敢于规谏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德行有失的皇帝，让皇帝都怕了他们，他们还敢于监督朝廷重臣，有明一朝，几乎无一内阁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辅都是在言官的舆lùn_gōng势中倒下或离开政坛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严嵩，言官从未停歇过跟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还有在明朝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有不少权势熏天的宦官，也倒在了言官的舆lùn_gōng势下。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能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面对权势与劣迹，他们淋漓尽致地彰显出言官这个群体前赴后继的风节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甚至多次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跪谏事件。
明朝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lún_lǐ、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嫌疑，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当然了，有制度上的保障，这也是明代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参差不齐，在言官之中，也会有个别人无事生非，迫害忠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明朝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忠贞职守、安贫乐道的，堪称楷模。
这种楷模是古今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李缙不讨厌言官，也不反对让六科给事中进驻商部，他愿意接受监察，但不愿意接受领导，要是杨延和等人想往商部调派比他官阶高的官员接管商部，而朱厚熜又同意了，那他指定就撂挑子不干了，他宁愿弄块儿地去种地，也不愿受制于人。
出了皇城，与杨延和等几位老臣分开后，李缙直接回了官署，一回到商部就看到有人正在等他，不是商部的人，是尹紫苑以及和尹紫苑合开八音坊的一些人，即张俏鹫、王胖子和琳娘。
琳娘是新入伙的股东，而余茂林则没有入股，余茂林家里做的是米面生意，他来京城是考察这方面生意的，至于苏蓬，他没打算再跟着掺和八音坊的事情，在张俏鹫等人来京城之前，他就回了浙江。
尹紫苑一见到李瑨，就气愤地和他说：“相公，我们合开的八音坊，又让人给砸了！”
张俏鹫、王胖子和琳娘来了京城以后，与尹紫苑一起，马上就操持起了在京城重开八音坊的事情，如今这八音坊已经开张营业快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李瑨咧了咧嘴：“还真被我子也接受不了我作的那些歌曲吗？”
张俏鹫插话说：“京中的学子，眼界开阔，还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砸八音坊的不是他们，而是教坊司的人。”
明朝最著名的妓院当属是教坊司了，因为是国营的。
教坊司，隶属于礼部，是宫廷音乐机构，专门负责宫廷乐、舞的教习和演出事宜，其内有众多乐师和多种历代相传的乐器，蔚为大观，此外还眷养有一大堆的妓、女，即官、妓。
官、妓是古代侍候官员的妓、女，到了明朝，朱元璋禁止官、妓向官员提供服务，让官、妓面向市场，向社会提供服务，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才有了国营妓院。
中国古代的妓、女分为两类，即艺、妓和色、妓，前者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如同后世的文艺工作者、娱乐明星；而后者操的则是皮肉生意，出卖的是色相，也就是后世人们普遍认为的娼、妓。
这两类妓、女，细分之下又可以分为五类，即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在这五类妓、女中，前三类是国营妓、女，按照后世的话说，是体制内的人，虽然她们地位卑贱，生活却相当优裕，有国家正式编制(乐籍)，由国家财政供养，至于后两类，是体制外的人，生存要靠自己，但相对比较自由，随时可以从良，给人做妻做妾，前三类国营妓、女想要从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尤其是教坊司的官、妓，因为她们大多人都是戴罪之身，比如说战争时俘虏的战败者的妻女、一些犯官的妻妾子女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有非常显赫的身世，可惜成为了战争、政争的牺牲品，一入乐籍，永远都是贱民，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