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庆喜得知中国大军已经上路，正向京都进发，不由扼腕——早知强援将至，在皇宫守卫问题上，我就该强硬起来！对于自己的“软弱”，德川庆喜不由大为懊悔。
虽然说只让出了一个乾门，但相当于失去了对整个皇宫的控制，因为倒幕派的物资、人员出入皇宫，只要不想让幕府看见的，都可以通过乾门——甚至包括天皇本人。
小栗忠顺倒是劝解庆喜大人，说让出乾门，其时、其势不得不为，不必再做无益之追悔。关键是接下来的棋不能走错。
他向德川庆喜进言：
一，要把精力放在京都，而不是江户。“大奥”里面的那两个寡妇，就算能添点乱，但绝对翻不了天。换一个人接将军的位子，莫说幕臣们不能答应，中国人也不会干。
二，要向倒幕派发动猛烈的舆lùn_gōng势。就说孝明帝为宫内近侍和外廷奸党合谋弑杀，天人共愤，中国大军扶顺除逆，进京助幕府“清君侧”——在这种压力下，不怕倒幕派不自乱阵脚。
德川庆喜抚掌称善，依计而行。
倒幕派果然乱了阵脚。
首先是萨摩藩。
萨摩藩是倒幕派，但萨摩倒幕，与热血的长州不同，和“理想、信念”毫无关系，完全处于利益考量。需要的话，萨摩藩也可以瞬间变脸，同自己厌恶的幕府携手，对倒幕的同志狠下杀手——这种事，萨摩藩干过不止一次了。
桂小五郎分析的对，长州藩覆亡在即，萨摩藩确实生出“唇亡齿寒”的危机感；但萨摩藩最终倒向倒幕派，参与皇宫守卫权的争夺，却不是因为桂小五郎和岩仓具视的口才好，而是掌握藩政的大久保利通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中国人不会介入京都的皇权之争。
中国人在长州的军事行动，一直给人“慎重”甚至“保守”的印象，似乎“处处留有余地”。
你看：进占马关之后。迟迟没有向山口进军；进占山口之后，更是暂时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并不乘胜追击，对长州残余势力斩尽杀绝。那位关贝子，很像是对长州藩的“奉献版籍”动了心了呢。
这位关贝子，对长州豪商下手虽狠，但毕竟是长州人意图刺杀他在先。须怪人家不得。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习惯不同，在暗杀和处置暗杀上面。远不如日本那么“随意”、“宽容”——这一点，大久保利通等人是知道的。
对扯旗放炮的长州藩尚且如此，又怎会进入京都，深深介入日本的皇权之争呢？
大久保利通以为，中国对日本的政策，和英国人仿佛，是一种“有限干涉”，目的是在日本维持“力量的平衡”，不使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
大久保利通的判断。不能说错。如果关卓凡不是一个穿越者的话，对日本的认识不包括原时空二十世纪的经验，那么，他确实会如大久保利通所认为的，只对日本实施“有限干涉”，努力在日本保持“力量的平衡”。
可是，关卓凡是自二十一世纪穿越而来。
关卓凡要如何对付和处置日本。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岩仓具视，这班十九世纪的天才人物，是再也想象不出来的。
大久保利通认为，萨摩藩只取皇宫一隅，而战斗并未在皇宫范围内发生，应该会在中国人的容忍范畴之内。这次行动如果成功。可以大幅增加萨摩藩在政局中的影响力，也算是对日本当前的局势进行适度的“再平衡”。
所以，干！
没想到，中国人不但向京都派兵了，而且，算算时间，这支部队应该是在“乾门之变”前就上路了——中国人想干什么？！
不需要幕府大肆宣扬中国大军的兵威。萨摩藩有自己的渠道了解实情。再说中国人大张旗鼓地沿山阳道进军，本来也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萨摩藩很快便掌握了这支中国部队的军力：三千五百至四千兵力，包括成建制的骑兵；五十至六十门新式大炮。
对于京都的萨摩藩的军力来说，这是压倒性的力量。而且，萨摩藩的要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支中国部队非幕府可比，拥有的，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
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和中国人在京都发生武装冲突。
中国人跑到京都来，肯定不是来做调解人和仲裁人的。幕府大声嚷嚷着中国大军一到，就要“清君侧”——不能把这个当成虚张声势。
殷鉴不远，不能重蹈长州藩的覆辙！
所以，大久保利通和小松带刀商量之后，决定：萨摩藩不趟这滩浑水了。
萨摩藩府向朝廷上书，请辞守卫皇宫乾门之职，“煌煌钦命，虽武门之誉莫过于此。无奈小藩兵甲疲惫，力不能支，若贻误王事，百死难赎……”
奏章拜发，小松带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本来就对萨摩藩赤膊上阵持保留意见，只不过拗不过大久保利通罢了。小松家世代为萨摩岛津家重臣，眼睛里只有藩主，没有天皇。大久保利通心心念念的“皇室兴废”，关俺们小松家什么事？
但这道奏章，却让大久保利通非常痛苦。他素有“勤王”之志，如此风雨飘摇之际，弃皇室而去，不能不叫他异常内疚。可是，形势比人强，他身为萨摩藩士，见知于藩主父子，首先要做的，是保全萨摩藩。再说，萨摩藩若不抽身而退，只会徒然做了倒幕派的陪葬，于大局并无补益。
收到萨摩藩的上书，倒幕派公卿，岩仓具视、中山忠能、中御门经之等人大惊失色。新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