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过后，全国范围内都兴起了一股革命潮流。北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因为得到了列强和地方立宪派的支持，他们强势的控制了直隶、山东、东北等北方大部分地区。
南方则是松散的会党和立宪派联盟，他们因为各自的权力分配问题反而陷入了新一轮的内斗中。直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兵临武昌，立宪派和革命党才团结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
武昌城成了双方反复拉锯的地方，北洋军虽然最后拿下了武昌城但是也没有了锐气。最后双方都打累了，革命党人为了防止北洋军趁胜一路南下，最后双方不得已进行了和谈，和谈条件如下：清帝必须p退位，双方拥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允许南方各省联合自治等等。
和谈结束了，双方都签订了停战合同和条款。但双方都知道这些纸质条款不过只是一堆废纸，双方都是志在天下之人，他们也同样明白一旦对方缓过劲来，那么带给自己将会是毁天灭地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毫不体恤百姓都进行了无节制的扩军导致原本凋敝无比的民生更加的困苦。
南北双方虽然签订了和约，但还是经常爆发一些小规模的摩擦和局部战争。各地督军更是横征暴敛大发民难财，而且各地督军之间也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导致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很多老百姓不得已只得落草为寇。
就这样，各地督军之间的互相攻伐导致各地的经济迅速走上了下坡路，很多贫穷地区更是匪盗丛生，百姓苦不堪言。就连素来以富庶著称的湖广和两江地区也都在这群督军的瞎搞之下，弄得湖广地区人心惶惶。都言乱世人命如草芥一样，果然如此，贪官污吏的压迫和流匪们的劫掠，使得一向富庶的湖广和两江都出现了乞丐和流民。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先开始是各地军阀之间的互相攻伐和无止境的战争。袁世凯自从被清政府软禁了以后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对底下北洋军官的影响力，袁世凯没有任何自己的嫡系军队，全靠往日的积威压制着这些蠢蠢欲动的实权派北洋军头。后来，袁世凯称帝等于某种程度上断绝了冯国璋、段祺瑞的总统梦，所以他们群起而反之。
时间一晃而过，1913年的春天比以往显得是那样的寒冷，1913年3月20日，重组以后的国民党的魁首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现场留下来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切出自袁世凯的指使，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1913年7月12日，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自此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爆发。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引起的反响不足，也就不以为奇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