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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凡是谈到一金不等于万钱的材料，总是有些问题。第一条见于《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正义》，云：汉制，一金直千贯。”千贯，即百万，汉金一斤无论如何不会如此昂贵。前人已经指出过“千”字乃“十”字之误。一金直十贯，即万钱，已是法定之比值。
第二条见《九章算术》卷七说：今有共买金，人出四百，盈三千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问人数，金价各几何？答曰：三十三人，金价九千八百。”
《九章算术》大概是西汉时成书的。它的算例所举的各种物品价格，虽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物价状况，但它们都是假设的算术题目，并不是市场价格的直录，同时这一题说金价九千八百，并未指明金的计算单位和数额，所以不能断定这里所买的一定是黄金一斤。
因此可以肯定，两汉的金钱比价有严格的规定：黄金一斤等于铜钱一万。至少在官方价格是这样。
可是在文献中却找不到汉代粮食平价的记载。汉代文献中关于粮价的资料很多。这些材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偶然出现丰年，粮价大贱，史学家们借此作文章来歌颂统治者的功德。
“粟石数钱”、“百姓殷富”、“人给家足”等等。二是由于灾荒，特别是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与统治者之间的混战，如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的末年，生产破坏，战祸连年，以致出现粮价腾贵，谷石万钱，民人相食的状况。
可是独独没有关于粮食平价的记载。
在西汉时，凡是谈到粮食石价数十钱时，必有赞美之辞，言其太贱，凡是谈到石价百余钱、数百钱时，则有责谴之辞，言其太贵；东汉时，凡谈到石价百余钱时，就有赞言之辞，言其太贱，而谈到千余钱时，才有责谴之辞，方言其太贵。可以推想，平价当在这太贱与太贵之间。
所谓“文景之治”时，粮价很贱。史称当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
这里虽未说明粟多少值十余钱，但据上下文观察，应是指粟一石来说的。另一条材料则说当时谷石数十钱，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
粟谷石价十余钱、数十钱，无非是讲粮价甚贱，而平价必是在这个价格之上。
二百年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到东汉中叶，谷石贵达百余钱，竟亦称为“盛事”，值得史学家的赞扬。如顺帝时，第五访为张掖太守，“轻骑循行田亩，劝民耕农，其年谷石百钱。”由此可知，当时谷石百钱已是非常罕见的了，因此第五访才得到“循吏”的称号，可是，就是同一个张掖，在西汉中叶，粮价石百钱不仅得不到赞美。
至于谷石价至二百、三百钱，在西汉时即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又《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云：元帝即位，……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谷价达到石二、三、四百，就已经是“四方饥馑”，“民多饿死”，可见西汉时粮价平价必在石二百钱以下。
然而，从西汉末到整个东汉一代，就再也见不到谷石数百即已嫌其太贵的记载了。这时，一般要贵至石价一千钱以上，才会嫌其太贵，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如《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说：王莽时，雒阳以东，米石二千。……民饿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
《后汉书》卷七三《朱晖传》说：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
又同上书卷五《安帝纪》注引伏侯《古今注》云：永初二年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民相食，老弱相弃道路。”
《后汉书》卷八八《虞诩传》注引《续汉书》说到，虞诩被任为武都郡守，才到郡时，由于前任吏治**，郡政混乱，民不聊生，以至“谷石千，盐石八千。”
东汉时，如果遇见了谷石数百钱的价格，必定是大大丰收。
综上所述，从文献中看，西汉一代，粮价石数十称其太贱，百余钱则称其太贵；东汉，石价数百钱已称其太贱，千钱以上才称其太贵。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西汉粮食的平价在石百钱上下，而东汉则上涨到数百钱了。上面引到的汉简所载石价百钱至百余钱的粮价，都是西汉时的平价。
一斛粮食差不多有一百二十斤（先前好像写错了，写成了五十四斤，我道歉我认错，求原谅），按照这样的价格的话暂且将一斤定为三十钱，而一金等于一万钱，那么一匹马就可以获得差不多三斛，也就是三百六十斤。
而一万匹战马则能够换取三十万斛粮草，按一个成年壮汉人平均一天消耗两斤粮食来算的话，够幽州军三十几万大军两三个月的粮草了，这可是相当的划算，况且陶谦也不可能真的就给一匹马十五金吧，这次怎么着估计也能有三十五万或者四十万斛粮草进账，而李忠也不能全部给陶谦那种高头大马，这要过得去都行。
对于李忠所说的结盟，陶谦也无可置否，但是他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害怕其他人找他算账，远的不说就说九江太守袁绍就是李忠的死地，所以他委婉的拒绝了。
李忠也是一笑置之，他也明白陶谦的难处，而且知道陶谦是个什么样子的性格，估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