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擦黑的时候，我和两百多名来自集团军各部队的女兵，依次登上了停靠在码头上的一艘渡船。,等人上齐以后，渡船调头顺河而上，驶向那遥远的东岸。
我从来就没想到在第62集团军里有这么多的女兵，原以为有一百来人就封顶，没想到集结时，一下就冒出了五百多人，而个别得到通知晚的师或者旅里的女兵，还要稍后才能陆续赶到。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指挥员和我一样，也没估计到女兵人数会有这么多，所以只为我们准备了一艘渡船。这样一来，停留在码头上的女兵，就不得不分成两批渡河。
我独自站在栏杆旁，凝望着这座伏尔加河边被淹没在烟火之中的城市，不禁感慨万千。但一支又一支的部队在得到上级的命令，义无反顾地渡河而来，进入城市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的时候，而我们这些昔日的城市保卫者们，却因为上级的一道命令，却不得不忍痛地离开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城市。
“师长同志，您在想什么？”和我一起登上渡船的拉祖梅耶娃中尉，不知道什么走到了我的身边，低声地问道：“我们离开后，还有机会再回来吗？”
对于她的这个问题，我只能苦笑着回答：“拉祖梅耶娃同志，我想我也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难道你没看到，我虽然担任着独立师的师长职务，但在接到上级的命令后，不也和你们一样，不得不撤离这座英雄的城市吗？”
在指挥部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拉祖梅耶娃。只有在渡船上。才有机会看到战斗中的斯大林格勒的全貌。她痛苦万分地说道：“天啊，整座城市都被火光和硝烟所掩埋了。在这里，仿佛石头都在燃烧，有的地方火光直冲天际。难道我们的指战员和市民，就生活战斗在这样的一片火海之中吗？他们在里面呼吸什么？他们在那儿保卫着什么？是残垣断壁还是一堆堆的石头呢？”
“上校同志，”我的身后传来了托卡列娃的声音，她在看到我扭头望向她时，怯生生地问道：“我可以和您谈几句吗？”
虽然我心里也非常郁闷。但对于这个刚结识不久的女通讯兵少尉，我表示得还是非常友好，我和蔼地说道：“当然可以，托卡列娃少尉。”
“上校，现在城里的兵力本来就严重不足，可司令员一下就抽调了这么多人离开，要知道离开的可不仅仅是通讯兵，还有高射炮手、狙击手、侦察员、机枪手、卫生员，甚至还有坦克兵。这么多的通讯兵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要知道这可是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替我们，那么部队的通讯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说实话。听到托卡列娃这么问，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只能避重就轻地安慰她说：“少尉同志，不要担心，刚才我们在离开以前，司令员不是说了只是临时让我们到东岸去休整吗？没准过几天，等城里的形势好转了，他又会把我们重新招回去的。”
听我这么说，原来神情沮丧的托卡列娃兴奋了起来，她激动地追问道：“是真的吗，上校同志？我们真的很快又能回到城里，和司令员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了吗？”
我不忍心扫她的兴致，敷衍地说：“是这样的，少尉同志。您刚才也说过，你们所在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岗位，新来的人是很难替代你们的。要不了多久，司令员就会发现缺了你们，集团军内部的通讯就会陷入混乱，所以我觉得他把你们招回去，是迟早的事情。”
看着托卡列娃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她的同伴之间，站在旁边的拉祖梅耶娃低担忧地再次问道：“师长同志，您说的都是真的吗？真的在不久以后，我们就能重复自己的岗位吗？”
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说：“我觉得想再回到这个城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没准要等到我们军队实施大反攻的时候。”
拉祖梅耶娃啊了一声，接着吃惊地说：“要等那么长的时间啊，那师里的通讯怎么办？要知道那些临时接替我们工作的男通讯兵们，接触通讯器材都还不长，我真怕他们出什么纰漏。”
她所担心的事情，也正是我心里所一直惦记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鞭长莫及，就算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也只能望而兴叹了。由于现在讨论师里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及时地转换了话题，反问她：“对了，你见到师卫生营的人了吗？”
她点点头，认真地回答说：“刚才在码头上，我遇到了卫生营的什马科娃同志，对了，我还看到您原来的警卫班长薇拉，她和另外一名女兵在一起。不过因为登船时人满了，所以她们还留在码头上，准备等这艘渡船返回后，她们才能渡河。”
船还没有到岸前，我心中始终担心渡船会遭到敌人的炮击或者飞机轰炸。不过也许是因为天黑，又有马马耶夫岗的高地遮挡，限制了德军炮兵观测员的视野，以至于在我们的船靠岸前，我所担心的事情也不曾发生。
我看到岸边码头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成百上千的人，然而却非常寂静，除了河对面传来的枪炮声外，根本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在这时，船缓缓地靠上了码头的栈桥，船上的水手跳上去开始系缆绳。接着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喊：“女兵同志们，请排好队，不要慌乱，挨着顺序下船。”可能是深怕有谁听不清楚，那人又高声地重复了两遍。
我进入了女兵的队伍中间，下了船以后沿着栈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