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步枪挎在肩上，手里提着装着食物的布袋子，小心翼翼地经残破不堪的楼梯下了楼。往快到出口时，我突然想到走得太匆忙，居然忘记问希洛夫将军怎么去弗拉基米尔了。他们见我没问，大概以为我认识路，也就没多嘴。
有心回去问吧，怕被两人嘲笑；不问吧，我在列宁格勒人生地不熟的，出去还真找不到路。我站在原地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到门口去问哨兵。主意打定，便快步地朝门口走。出门往两边一瞧，还真巧，哨兵还是刚才检查证件的那两位，此刻正被冻得在原地轻轻地蹦跳。
右边的那名哨兵，就是曾经和我说过话，年纪较大的那位，我走到他身边，开门见山地问道：“战士同志，我想请问您，去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该怎么走吗？”
哨兵马上停止跳动，抬起左手指着前面的那条马路，从左向右移动着，用冻得嘶哑的嗓音回答说：“少校同志，您从这里出去，到马路以后，沿着路往西面走，走十分钟到河边，就能看见一个公交站台，您从那里坐有轨电车。”他把手收回来，弯着手指数了一下，接着肯定地说：“坐八个站，就能到弗拉基米尔大街了。”
我正准备说声谢谢，然后抬脚便走，哨兵又补充说：“少校同志，如今因为城里的电力不足，有轨电车的很多班次都取消了，也许您要等很长时间才会有车。如果您有急事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搭顺风车。”
我郑重地向给我指路的哨兵道了谢，然后拎着东西背着枪，顺路边向西往涅瓦河边走。
路上的行人很少，我走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五六个人，这些人都穿着厚鹤磐方砘蛘叽髯琶弊樱从外表上根本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不过他们都在用同一种奇怪的姿势，摇摇晃晃地向前缓缓移动着。
路两侧的房屋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砖混结构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堆堆两三层楼高的建筑垃圾。那些没有倒塌的大理石建筑的墙上满是孔洞，靠路边这面的边墙完全倒塌后，在路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室内被积雪覆盖着的各类家具。
远远地看到结了冰的涅瓦河边，有七八个人排得整整齐齐，站在一块立着的金属牌子下面。看着马路中间积雪下隐约可见的轨道，我可以断定这就是哨兵告诉我的那个公交站台，于是我加快了脚步走过去，没和任何人说话，就自觉地排在了队伍的最后。
河边的风很大，前面的人个个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看到他们的这身打扮，我也觉得更冷了，于是把头上的棉军帽往下使劲压了压，又把自己的军大衣裹得更紧。
幸好时间不大，在清脆的电铃声中，一辆有轨电车缓缓地停在了站台前。电车刚停稳，我前面的队伍就慢吞吞地向敞开的前车门移去。
车上没有售票员，每个上车的乘客都是直接把钱递给了司机。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很幸运，里面还有几个硬币，在物价如此低廉的时代，买张车票应该没问题。
轮到我上车时，我掏出了口袋里的硬币，拿起一个五戈比递了过去。没想到司机却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指挥员同志，根据规定，战争期间凡是军事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律免费。”然后也不再理睬我，直接冲着我后面喊：“下一位。”
车上的座位已经坐满了，站着的人也不少，不过还不算太拥挤。我怕待会儿上车的人太多，便尽力往后车门挤，免得该下车时我挤不下去。
我的猜测不错，电车中途又停靠了好几个站，有人下车，但上车的人更多，很快整个车厢便挤得水泄不通。
第八个站一到，我马上就从打开的车门跳了下去。电车停在河边，路的对面便是一群建筑，我要找的房子应该就在其中。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见不远处有个地下过街通道，便没有横穿马路，径直朝过街通道走去。
刚下了几级台阶，就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背靠着墙站着，平举到胸前的双手里捏着一条黑色的大棉裤。也不知道她在这里站了多久，头上肩上都落满了雪花。我好奇之下走了过去，见这明显是条穿了好几年的棉裤，上面挂着块纸板，有几个黑字：“换一百克面包。”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在现在的环境下，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至于穿着方面，就没有那么讲究了。别说穿过的旧棉裤，估计就算是新的，也不会有谁会用宝贵的食物去换。
我解开布袋子，往里面看了看，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两人为我准备的东西真不少，除了五六个牛皮纸包着的面包干，还有一听炼乳，一包方糖，一块奶油，四五根灌肠，甚至还有一块难得的萨洛（一种盐腌的肉制品，和腌肉、熏肉差不多，但它主要是用肥肉做的，瘦肉只是点缀，是乌克兰的特产）。
我掏出一包面包干，掂了掂重量，差不多有一百克重，便向老太太递了过去。然而她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一声不吭地用空洞的、呆滞的目光望着我。
我把她的双手拉下来，将面包干塞进了她的手里，说：“老奶奶，这是一包面包干，请您收下吧。”
老太太愣一会儿，当她明白我送给她的，是无比珍贵的食物时，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动作，她猛地将面包干和棉裤一起牢牢地抱在怀里，侧着身子贴着墙蹲了下去，深怕会有人突然冒出来抢走她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