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礼存则存，礼亡则亡，觉得只要守住了礼，那么君就永远是君，臣就永远是臣，民就永远是民，整个国家就不会乱到哪里去。
在华夏漫长的农耕生产实践与各类传统社会活动中，祖先的各种经验总是能得到反复的验证，一再被证明准确无误。这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心，但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思想的进步。思想的僵化无疑也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所以华夏社会被困在农耕文明的发展阶段几千年，始终无法突破。
而明代由于与外界的交流密切，东西方世界频繁的商贸活动给大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很多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家都已经很敏锐的感觉到变化带来的问题，儒学内部也由此发生了分化，在传统理学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以心学为代表的多个学术派别。
这段时间，理学、心学两派的经典著述万历都读了不少，传统理学派的学者往往视社会工商经济的发展为洪水猛兽，会引起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极力主张退回传统的农耕社会形势，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礼的存在基础。
很遗憾，后继者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当然希望社会始终保持更加便与统治乃至完全僵化的局面，并冀图借助礼制将民族压制包装为阶级压制，从而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华夏民族衰败的命运便由此注定了。
后世很多书上对康熙学习西方文化大加褒奖，以宫廷里几百年前就有皇帝的油画肖像为荣，然而对照整个清代如一潭死水般的社会局面，这无疑是绝大的讽刺。（这里没有贬低康熙的意思，康熙所秉承的世界观，也是华夏传统世界观，这本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后人应该更多地从中吸取教训。）
致于心学，相对于理学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心学看到了很多传统理学思想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并不是一味加以否定。但心学同样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得出了一个格物便是格心的结论，主张摒弃外物，直接从心灵的世界去寻找道德灵魂的答案。
在万历看来，这种观点无疑也存在问题，道德是联系思想与现实的桥梁，脱离现实便失去了存在意义。知行合一的知，不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且知一旦形成，还会通过行作用于客观现实。
此时很多心学流派的儒家思想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设想效法秦汉时期，将法家、黄老等外学吸收融入儒学思想体系的故事，借此形成知的源头。只是这个时期华夏大地除了儒学本身，其它的思想体系也并不见得能高明到哪里去，如佛家、道家、以及一些西方的宗教思想等，都没有脱离古典感性世界观的范畴。融合了这些思想的心学不但无法体现出比传统理学更加明显的优越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反而导致其自身内部分裂成众多学派，各执一词，无法形成内部统一。
倒是心学思想流传到日本后，才得以与更加成熟的西方近现代理性思维体系相结合，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大放异彩。
“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代儒者不管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但却是实实在在始终都在孜孜不倦的为之奋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不打开理性思维的窗户，不对这个时空的华夏传统世界观加以补充完善。由此衍生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将没有办法自行解开自身的思维逻辑锁链，并带领华夏民族走出周而复始的怪圈。
万历在穿越前便对这些历史文化思想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因此通过这段时间系统地学习，便能形成比较成熟的认识。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如果只是简单的去考虑整顿吏治，增加财政收入、强化军队战斗力之类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即将到来的不仅仅是大明疆域范围内的天灾人祸，而是波及全球的大时代浪潮。
华夏需要的，是一场从身到心，全面彻底的重建。这已经不是这个时空中大明王朝朱家天下的存续问题，自己真正应该做的，是播下一颗心灵的种子，并守护着它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不晓得是因为太阳晒得太久，还是想到激动处热血开始沸腾起来。万历的面庞已然红扑扑的，身上也是热气腾腾，恨不得马上就将一身龙袍给扒下来。
正当他低头在腰际摸索找寻带扣的卡口在哪时，忽听门外传来冯保的喊声：“万岁爷，大喜，大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