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代表愤怒；“罗”代表罗生门似的团结；“权”代表权利。意思是指愤怒抗争、声张权利、团结一致。“怒罗权”成员因孤独、不被日本社会所接受而产生的对社会的“疏离感”，为了谋求属于自己的空间，或者说是为了在日的残留孤儿二三代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自发组织起来。但是地域社会却把他们视为不良组织，疏远和阻止他们，这反倒强化了其内部的团结。
怒罗权是一个悲剧酿造的产物，那些日本遗孤被好心的华国家庭收养，原先日本政府是完全不管不顾留华日本人的，而那些日本亲属也不怎么愿意他们血缘上的亲人回来，如果他们确实将其看作亲人的话。
之后随着中日关系回暖，一些打算回日本的日本残留妇女却因为不符合规定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对他们发放日本国籍和援助回国，而十三岁以上与华国人结婚的日本女性不算，这也算是性别歧视了吧而被扣留，这引起了日本国内民众的注意和不满。迫于国内压力，1995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了《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国家将承担遗华日侨的回国事务。
不过愿意回日本的遗孤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在华国度过了一生。
当然愿意生活在华国的暂且不提，这些回国的孤儿中有些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因为家人决定而不得不去日本生活的，他们大多不懂得日语，在日本的学校里找不到朋友，不能说中文，被日本学生当成问题儿童疏远、被学校“边缘化”。
虽然在江户川区常盘寮、琦玉县所泽服务中心周边的中小学有专门为残留孤儿二三代组建“华国俱乐部”，教师在施教过程中注重残留孤儿二三代的心理特点，尊重他们原有的华国文化，除了讲授日文外，还组织孩子们做华国菜，听华国音乐，创造各种机会让他们与日本学生多交流，使他们不失对原有华国文化的自豪感，增强了在学校学习的兴趣。
但是不是所有学校都是这样子的，更多的残留孤儿则是被当作不合群的怪人，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乃至于殴打，而日本政府也不承认他们是战争中的受害者，对回国者安置上十分苛刻，甚至大部分二代遗孤回国的都是自费，三代更是完全只能自费，而日本政府出钱了也没什么用，因为回国后日本政府会要求用最短的时间支付费用，跟自费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大量的从华国返回日本的残留孤儿二三代，日本政府采取了迅速使其自食其力的方针，此外还采取了适度分散居住，尽可能同化的政策。
这种政策实施后，残留孤儿的不适应感迅速滋生蔓延。有日本学者曾经对日本政府的“适度分散”的同化政策提出质疑，但是文部省，以及地方教育委员会官员称：集中教育方式容易产生“怒罗权”，还是分散好。但从政策的实施结果看，“适度分散”的同化政策带给残留孤儿二三代的文化冲突和心理冲突是明显的，这些冲突成为了残留孤儿二三代犯罪重要原因。
日本政府一味强调残留孤儿尽快学习掌握日语，尽快接受日本文化，融入日本社会。甚至在日本不少学校为了让残留孤儿二三代能够尽快记住日本语，禁止他们使用中文，对于他们曾经是华国人，他们来自华国的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说白了就是日本政府做不到华国那强大的包容性，甚至将回国的残留孤儿当作潜在敌人来看，他们的同化政策十分失败，同样也早就了怒罗权的诞生。
筑波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问卷调查表明：11.4的残留孤儿二三代认为自己是日本人；42.1的认为自己是华国人；46.5的人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和华国之间的“中间人”。可以说近半数的人处于一种“中途半端”的状态，40左右的人仍然认同自己是华国人，仅有10左右的人认同自己是日本人。
这充分说明了日本政府的失败和无能，当然这跟苏耀没有什么关系，在听完伊奈凛的解释后，他叹了口气，把这个骑手扶了起来，取出了两万日元配上温和的语气说道：“以后好好做人，别再干这种危险的事情了。”
骑手用不流利的中文回应起来，他的话语有些哽咽，也不知道是感动的还是疼的：“谢、谢谢，对、对不起，我……”
他知道这么做效果并不多，看来自己或许可以以后抽空解决一下这种问题了，不求彻底解决问题，只求能让自己心安理得，毕竟大部分的残留孤儿可都是将自己看作华国人的，既然是自己人，那么他当然能帮就帮，就像是帮助华国留学生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太多。
二十二世纪的道德水平可比现在高太多了，起码在二十二世纪的遗孤绝对会被人类联邦带到福利院收养孩子时如果孩子已经拥有一定判断意识则需得到孩子的主动同意，并且联邦政府会定期查看孩子身体和精神状况，一旦有虐待孩子就会被严厉处罚中以充足的资源抚养长大，并尽量保证遗孤心理健康每天过得开心。
“苏君是想帮忙吗？真是善良呢，那些残留孤儿确实挺可怜的，虽然我跟他们不同，但实际上的境遇却差不多。”伊奈凛感慨起来。
陈仁熙此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是一脸狐疑的看着苏耀，她从来不认为冷血的怪物会大发善心，哪怕苏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