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文秀之前巧妙借助各派之势，推波助澜，甚至故意让自己处于被动局面，凸显聂文东的强势，最后让聂文东倒在了各派势力的箭下。
这在江帆一开始来的时候，参加了几次常委会上就看出了端倪。
阆诸的常委会十分特别，永远的波澜不惊，和谐客气，班子成员中甚至相敬如宾，这本身就不是正常现象。
现在倒好，大反串，佘文秀不仅在常委会上大发雷霆，而且语言犀利，火力凶猛，对于那些受到火力扫射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公开反抗，毕竟他不是聂文东，只是个副职，不具备跟市委书记分庭抗争的资本，但人家肯定也会规避自己可能的政治风险，或许被佘文秀一通炮轰后隐藏起来，伺机报复，实际上危机并未消除。
这也是江帆担心的理由，他可不希望他来阆诸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阆诸政坛再发生点什么，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是阆诸这条船上的一名成员了，这条船遇到何种的风浪，他都不会完好无损，即便伤不到皮肉，也会被风浪打湿衣服的。
的确如江帆所担心的那样，这几天阆诸官场风云莫测，暗流涌动，任何一位稍稍有点政治敏感的官员都应该感觉到那次常委会后的微妙变化。
那就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关系更密切了，而有些人的关系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
那次常委会后，尽管没人找佘文秀交心，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蔡枫明显地疏远了殷家实，就连朗法迁和汪军都不再跟殷家实亲近，而是有距离地接触，使殷家实感到孤独。
这就再次验证了吴佩孚的那句名言：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了。吴佩孚感叹的是战场，但如今的官场依然如此。
江帆当然不希望阆诸的官场再起硝烟，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就像早期时樊文良和王家栋说得那样，他是一个理想型的官员，这样的人如今在干部队伍中不多见了，这也是樊文良和王家栋爱护江帆的原因。
是的，江帆可以把仕途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但他却无法把权力当作“杀人”的利器，它只能做为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支点，却绝不能当做作恶的工具，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最具理想色彩、甚至有些诗人氤氲之气的地方。
尽管他对殷家实做了必要的行动，但他也是有自己底线的，他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守自己的底线，坚定自己的信仰。
但显然，有些事情的发展违背了他的初衷，这是他无法掌控的。
他甚至有些后悔将那封信让佘文秀看，但不这样又能怎样？难道让政府半年多的工作付之东流？
有时面对危机，你只有奋起迎战，没人能救赎你，除了你自己。
因为在官场上，你永远都是一个人，尽管有组织有盟友，但最终还是你一人。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你只能去粉碎他的阴谋，当然，你要以信仰的名义，以事业的名义，以大多数人利益的名义，这样想来，就没有那么多内疚心理了。
不得不重复一句话，那就是江帆在开始出道主持政府工作的时候，他遇到了一生最好的搭档樊文良，他从樊文良那里，懂得了如何使用手中权力这把利器，懂得在什么情况下自卫，什么情况下出鞘，什么情况下藏锋。
他从不认为这把利器就该永远指向对手，因为在你指向对手的时候，有一面的利刃也是冲着自己……
尽管没人敢公开猜测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种不积极的消息仍然像无线信号一样迅速传向各个领域，最后覆盖整个阆诸市。
所有的人的嗅觉都嗅到了这种特别的味道。
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知被炮击的人是否善罢甘休。
自从那封信后，让丁一跟汪军的关系有了缓和。
丁一特地转达了江帆对汪军的谢意，江帆表扬汪军有政治觉悟，并且感谢汪军对自己的信任，希望以后常沟通，常交流。
这就等于江帆两口子不计前嫌，彻底原谅了他。
汪军的心放下了，撇开丁一不说，如果让市长总是记着你可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一个时期以来，汪军都在努力寻求丁一的谅解，尽管丁一不让他再提这事，说都过去了，其实汪军心里明白，这事过不去。
即便丁一真的不记恨汪军，但是汪军自己也过不去。
这天，机关组织全体干部去阳新五色海参加筑坝的义务劳动，江帆挽起裤腿，穿着雨鞋，跟大家一起清淤、筑坝，回到家后，干了一天不觉得累，可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腰忽然直不起来了，而且哈不腰，早晨都是丁一给他穿的鞋。
来到单位后，腰疼得他呲牙咧嘴，秘书邸凤春建议他去医院。
江帆说：“我腰疼得事，千万别忘外声张。”
邸凤春笑了，他理解领导的意思，刚刚参加一天的义务劳动就把腰扭了，既光荣又不光荣。
江帆又解释道：“我在内蒙的时候，有一年头春节下大雪，这雪下得太大了，整整下了七十二个小时，普遍遇到雪灾，那年春节我都没有放假回家，一直在跟牧民抗灾，我记得那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外面铲雪，铲了一个星期的雪，也没把腰扭了，这次倒好，一天都不到，腰就受不了了。”
邸凤春说：“您原来知道累呀？”
江帆听他这么说，就笑着说：“我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