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h-9o1军用吉普车飞快的行驶在雅利安城的街道上，齐楚雄不停的望着车窗外那些飞驰而过的景象，恨不得立刻插上一双翅膀飞回专家营房，好与伙伴们共同分享自己的喜悦。
“我说你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兴奋，搞了半天是因为日本人投降这件事情。”路德维希拍着方向盘，颇为感慨道：“真羡慕你，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获得解放而欢呼，不像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祖国沦于敌手却无计可施，唉……”
“弗兰茨，我们今天不说这些好吗？”齐楚雄眉头微皱，“我现在的心情很好，所以我不想和你进行辩论。”
“好吧，我同意你的建议。”路德维希很识趣的闭上了嘴，开始专心开车,但是齐楚雄的思绪却并未就此停下……
齐楚雄出生在黄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低矮的木制房屋和鹅卵石铺就的街道是这座小镇最鲜明的特征，每年夏季来临的时候，他都会和小伙伴们跑到高高的河堤上，比赛看谁能把石子扔得更远，而当他汗流浃背的跑回家中时，慈祥的母亲总是会先为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然后再端上一大碗凉茶让他解渴；童年的他非常顽皮，经常会闯祸，不是气哭了邻家的女孩，就是偷摘了乡亲的果实，严厉的父亲每每遇到此事，都会板起面孔，一边在嘴里念叨着“子不教，父之过。”一边毫不客气的在他屁股上打上几巴掌以示惩戒。
但是这种平凡的生活却很短暂，齐楚雄六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淹没了小镇，很多熟识的乡里乡亲都死于非命，虽然他们一家人侥幸逃脱，可是面对被洪水冲毁的家园，无家可归的他们也只能选择流亡异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黑暗之中，割据一方的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连年混战，今天我是司令，明天你是大王，苛捐利税，强拉壮丁，这些军阀们只关心自己的地盘有多大，腰包能不能再鼓一点，而根本不去理会老百姓的死活。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齐楚雄的父亲带着全家艰难穿行在战火纷飞的国土上，一路上的景象触目惊心，到处都是为躲避战火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为了一口饱饭甚至会卖儿卖女，而当这最后的无奈之举也宣告失败时，他们便绝望的全家上吊自杀，后世的很多文学作品在提及这种场面时，都用悲愤的口气写道：“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中国的老百姓成了世界上最善良的一群人，面对饥饿和压迫，他们很少选择反抗，而是用了一种非常消极的手段，这就变相的帮助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们，使他们不必担心自己残暴统治所带来的危机。”
齐楚雄幼小的心灵在那段逃难的日子里受到深深的震撼，而这种震撼在他们全家来到上海之后更为明显。在当时的旧中国，上海绝对属于最繁华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整日里人流不息，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竖满街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夜总会的霓虹灯给整座城市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歌女们嗲声嗲气的唱着软绵绵的小调，乐手们鼓着腮帮演奏令人痴迷的舞曲，达官显贵和黑帮大佬在这里一掷千金，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但是这种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太平生活却掩饰不了旧中国任人欺凌的真实状况，法租界、日租界、美租界……这些列强凭着他们的坚船利炮肆无忌惮的在旧中国的土地上制造出一个个国中之国，他们趾高气扬的在租界内打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标语，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此却佯装不见，在这些人的眼里，洋大人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齐楚雄的父亲为人耿直，不善言谈，但是他却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露出要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从袁世凯世代的“二十一条”开始，他们就对国民政府步步紧逼，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众多的仁人志士不甘受辱，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要自强，政府要反抗！”而齐楚雄的父亲也在这股爱国情绪的感召下，在一次集会中大声喊出“宁死不当亡国奴，愿以血肉之躯报效中华！”的口号。
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忙着打内战，根本就不把这些爱国人士的话放在眼里，更为可恨的是，在日本政府的威胁下，为了压制国内反抗日本侵略的声浪，国民党政府竟然以散布危险言论，影响中日亲善关系的罪名，将包括齐楚雄父亲在内的一大批爱国人士关进监狱，后来多亏几个朋友从中说情，再加上舆论的声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虽然人是放了出来，可是齐楚雄的父亲却并未感受到自由，国民党的特务不但经常到他的诊所里捣乱，还警告他今后不得再散播抗日救国的言论，被逼无奈之下，齐楚雄的父亲带着全家再一次走上逃难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是真正的流亡异乡。
齐楚雄记得很清楚，当年父亲登上前往德国的轮船时，曾经站在船头望着渐渐模糊的故国久久不愿移动视线，而当他按照母亲的吩咐前去请父亲回船舱时，却惊讶的现在他记忆中一向坚强的父亲居然泪流满面，也就是在那个时刻，齐楚雄的父亲说了一句让儿子铭记一生的话：“孩子，你要记住，今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千万别给祖宗们丢脸！”
在来到德国之后，齐楚雄的父亲更是用实际行动向儿子诠释这句话的含义，他克服人生地不熟等重重困难，用自己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