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明珠和玻璃之外，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对外号称的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因，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史书上记载：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银**十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少量除外，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
因为事实上，许多厚葬的墓自埋葬之日起就成了盗墓专业户的目标，总会被掘墓贼发掘出来又流通于世的。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埋葬于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还有银、铜等种种珍宝，为何单单是黄金奇迹般地没有了呢？而黄金因为其优良的存储特性，是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会出现锈蚀、风化、氧化等问题。
汉末三国时代，曹操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纵容部下成立了专门的掘墓大军，而且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按照老曹担估计洛阳和长安周边的王侯公卿的墓葬都被他挖了一个遍，那么被埋葬在底下的数百吨黄金至少也能出土一半以上，为何却不曾有魏国储备大量黄金的任何记载呢？
第四种说法是当时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黄金，其实应该是黄铜，而不是真正的金子。因为从历史上看，从秦汉两朝有限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数量，西汉王朝不可能冒出五百多吨的黄金来。人们惯以“金”来称呼钱财，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黄金”，而后人不察，竟以为是真正的“黄金”。
这种说法看似证据充足，但实际上一样不靠谱。因为，如果说汉代的黄金，就指的是黄铜的话，那么要记住，我国开始生产黄铜，是在汉代。而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就大量的出现。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估计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愚蠢，再说了，从战国文献上的记载可知，当时的“金”和“黄金”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汉代设有“铜官”，铜香炉上也刻有“铜”字，说明已有专门的文字指代铜，而“黄金”不可能是指铜，否则“金”、和“铜”都可以指铜，而“金”又可以同时指黄金和铜，这样混乱的语言怎么可能出现在文字已经十分的大汉朝呢？
当时汉朝与葱岭以西的世界交通已经十分广泛，《西域传》中记述的见闻就有罗马等国“以金银为钱”，而汉代礼制中所谓的金缕玉衣与考古事实完全吻合，就是采用了黄金丝线来缝制嵌合玉片，而不是用黄铜丝。这些证据说明当时的语言体系中所认识的“黄金”与后世对黄金的认识是相同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汉代曾有过很多的黄金，那么这些黄金究竟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汉代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那么史书和不断出土的黄金又是怎么回事？
刘和问徐岳：“以如今这些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数量，能否支持钱行的前期使用？”
徐岳和夏侯兰同时摇头，脸上挂着无奈之色。徐岳回答说：“按照我们估算出来的北方数州对钱币的需求总量，这些黄金、白银和黄铜的总量恐怕还达不到两成。如果此时将这些金属制造成优质钱币投放于市场，允许民众在钱庄之间进行自由兑换，只怕不出两月，这些钱币都会被民众藏进家中，市面上将无钱可用。闹起钱荒！”
贵金属作为货币，因为其本身就具有真实的价值，所以按照中国老百姓喜欢存钱的习惯，一旦将粮食、布匹等商品售出之后，就会千方百计地换成黄金、白银，甚至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