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眘当政这么多年，第一件不如意事，就是北伐大业毫无起色，第二件不如意事，就是面对铜钱问题束手无策，反正什么法子都想了，设立铜钱隔离区，颁布严刑峻法禁止销熔铜钱，禁止走私铜钱出国，可以说各种严防死守的法子都试了一个遍，还是收效甚微。
和金国斗，败了！大量铜钱流失到了金国。金国倾举国之力，不惜倾销解盐，并利用本就有价格优势的绢（丝麻混纺布），大肆套购大宋铜钱，而为了防止铜钱流往大宋，金国甚至颁发限茶令，以避开大宋在茶业上的优势。最终，金国凭着这一套组合拳，胜了铜钱之战。
和金国的铜钱大战败了还情有可原，可是和大宋的不法分子斗，大宋朝廷也从来没有赢过，大量铜钱不是被销熔，就是走私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和真蜡。
赵眘是一个对于财务相当敏感的皇帝，在理财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既然在铜钱上外有强敌内有奸民，赵眘最后的选择就是不再硬扛，每年就是象征性地铸造一点铜钱——十五万贯，连神宗朝的三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还不保证质量。赵眘表示十五万贯咱大宋亏得起，所谓题内损失题外补，铜钱固然亏了，但发行会子可是朝廷圈钱的好手段，相比起来，铜钱上那点损失压根就算不了什么。
不过，会子好是好，但发行会子以来，物价一涨再涨，危害也是明摆着的，有时候想一想，就觉得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所以每每会为会子睡不着觉。
要能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当然是求之不得。也许改革币制确实是势在必行，但骤然废除铜钱，赵眘凭着政治直觉，就觉得事情不能这样干。
赵惇也是急于表现，这才显出激进的一面。葛邲则潜意识中有些心向赵惇，同时也深知铜钱之弊，加上这一阵因为铜料可以换到特区的紧俏指标，因而铜钱之弊更显得尤其突出，葛邲情急之下，便有釜底抽薪废除铜钱一说。
留正保守，周必大算是支持但却是一个缓行派，王蔺在一旁作打酱油状。
很显然，改革币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在场者也提不出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赵眘摇摇头，虽觉周必大之言甚合自己心意，但最后也不过是祭出拖字诀，老成谋国是不错，不过在干才上就稍逊了一些。
不过，说来说去，揭铜钱这个旧伤疤的，罪魁祸首还是茅庚，要不是因为特区需要大量的铜料，铜钱的问题就不会如此凸显，什么“货币战争”、“人民战争”之类的争论也许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赵眘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知道茅庚那里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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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赵抦收到了临安来的飞鸽传书。
话说皇祖父对自己关怀备至，要求每天都要通过飞鸽传书简要汇报这边的情况，除了暴风雨的天气，应该说，至今为止，这边的信息每天都会通过信鸽传送到皇祖父那里。不过皇祖父倒是很少通过信鸽传来信息。
茅庚看完译稿，思索了一阵，便差人去请茅庚。
茅庚见到皱着眉头的赵抦，心说这位皇孙也许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茅庚啊，铜钱之事，在临安闹得纷纷扬扬，你如何看？”
茅庚此前也读过袁燮的《货币战争》，这里面必定是文元在搅乎，好吧，后来文元又飞鸽传书，说《大宋京报》也卷进论争中来了，这一期登载有“货币人民战争”论述的《大宋京报》还在路上，不过大致的论点茅庚是知道了。靠！伍根毛是谁？文元？韩侂胄？自己的弟子？甚或是赵抦？
“国公明鉴，在《大宋京报》上议论货币战争的伍根毛，那可不是我。”
茅庚赶紧撇清自己。
“茅庚啊，是不是你写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铜钱之弊，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对策。你看，韩大人放开收购铜料，结果呢，不法之徒就销熔铜钱来凑铜料，拿铜料跑到韩大人那里换指标。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们当然不是要别人销熔铜钱，但据说，销熔铜钱之后，铜料都来了特区。这一次铜钱风波，特区有推波助澜之嫌，你又怎能置身事外啊！你知道不知道，连我也受你牵连呢！”
赵抦摆明了是要先给茅庚足够的压力，不过茅庚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国公啊，朝廷那么多铜场，多产铜料又不是甚么难事，特区所用铜料，多半都是用于官营的营生，若要杜绝销熔铜钱的铜料进入特区，那便由朝廷从铜场专供铜料就行了。”
赵抦闻言，也知茅庚所言不虚，大宋的十一处铜场，其实产铜的潜力还是有的。这十一处铜场是，韶州岑水（在今广东省曲江、翁源县）、潭州浏阳（在今湖南省浏阳县）、信洲铅山（在今江西省铅山县）、饶州德兴（在今江西省德兴县）、建州蔡池（在今福建生建阳县附近）、婺州铜山（在今浙江永康县）、汀州赤水（在今福建省长汀县）、邵武军黄齐（在今福建邵武市附近）、潭州矾山（在今湖南省浏阳县附近）、温州南溪（在今浙江省永嘉县）、池州铜山（在今安徽省铜陵市附近）。
其中韶州岑水从事采矿炼铜的人曾经就多达十余万，所产铜料数量之大，连官府“已患无本钱可买”。
“可是，铜场也有难处，铸钱用铜须得控制成本，官府收购价格高不上去，铜场无利可图，百姓视铜场坑冶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