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的翻天覆地对于雨果来说，并不重要，因为确定了合作对象之后，雨果就将所有的经历都放在了剧本的改编工作上。
前前后后雨果已经查找资料将近三周的时间，但却依旧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他不仅把“反复阅读了三遍，而且还认真仔细地观看了一个关于约翰-纳什的访谈纪录片。
在诸多文学著作之中，约翰-纳什和他的博弈论都是炙手可热的焦点，不仅仅是数学和经济，雨果渐渐发现，在其他各类学科的前沿研究之中，博弈论也是绝对热点，彷佛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里加上一点博弈论就会让整篇论文时髦起来一般，越是那些与博弈论差之千里的领域，比如生物、比较文学、历史等等，越是有学者绞尽脑汁想要把博弈论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直到雨果发现，心理学也将约翰-纳什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不是约翰的博弈论，而是约翰的本人。这也是雨果发现那个访谈纪录片的期冀。这盘纪录片还是雨果亲自跑到伯班克cbs电视台的总部，找了两个小时才找到的。
访谈旁白的第一句话就十分有趣，“约翰-纳什曾经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完全依靠意志力治愈的。”
约翰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不是一个秘密，相反还成为了他重要的标签之一。可是，约翰却痛恨精神病院、痛恨药物、痛恨医生，一直到现在，提起妻子将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形，他还是一脸心悸。
约翰前后有两次入院经历，第一次是专治上层阶级的麦克林医院，那里的医生将精神分裂症当做心理疾病，每天做心理咨询，试图从童年经历之中挖掘出病情的成因。约翰的同事唐纳德-纽曼（donald。nean）去探访他，他说，“唐纳德，如果我不变得正常，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正常过啊……”
第二次则是特伦顿精神病院。在访谈之中，约翰和访谈人故地重游，约翰只是站在医院的草坪上，远远地眺望着，却拒绝靠近半步。“他们给你打针，让你变得像动物一样，好让他们像动物一样对待你。”在这里，他被迫接受了如今已经被西方医学界停止使用的胰岛素昏迷治疗：大量注射胰岛素之后，让病人陷入昏迷状态，即使是病人清醒时，也犹如行尸走肉。约翰开始只吃素食，以此抗议医院的治疗——当然，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在长时间的胰岛素昏迷治疗之后，他终于变得“正常”了，他生平从来没有如此谦逊有礼。唐纳德的妻子回忆说，“他看起来乖得就像刚被人打了一顿。”
半年后，谦逊有礼的约翰终于从特伦顿医院出院，他踉跄地离开了医院，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童年好友，“和我讲讲我们一起玩的事情吧，那个治疗把我童年的记忆都抹掉了。”
这让雨果不由开始思考：如果回归理智仅仅只是意味着对社会制度、社会框架、社会标准的驯服，意味着记忆的丧失、个性的丧失、情绪的丧失，那么治愈真的有价值吗？尤其是对于约翰这样一个把数学视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
在约翰心中最纯粹的数学不是理智、不是数字，而是灵感。理智不过是沟通这种灵感的手段，而如果重获理智也意味着灵感的丧失，那么他宁愿放弃理智。一个朋友在他住院时去看望他，“你发疯的时候声称外星人和你说话，可是像你这样一个理性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这种无稽之谈？”
约翰回答说，“数学的创见如同外星人一样进入我的脑子里。我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就像我相信数学。”他在笔记本山写道，“理性的四位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从这个角度来说，约翰的确是一个疯子——和历史上无数开创奇迹的天才一样的疯子。
从特伦顿医院出来之后，约翰就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思考数学。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就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跑鞋的中年人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在校园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可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位教授的办公室。学生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数学楼幽灵”，但却很少人知道这个幽灵到底是谁。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约翰的亲朋好友开始注意到，他渐渐不疯了。约翰的眼神变得清澈了，他的行为变得有逻辑了。可是在缺少医疗的情况下，约翰是如何康复的呢？约翰认为，“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案例，虽然雨果对心理学了解有限，但是在约翰的个案之中，疯狂和理智似乎变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以至于雨果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疯过，而是……理性地选择了疯狂，又疯狂地回归了理性。又或者再更加准确一点来说，在七十年代以前，他疯狂地将所有理性运用于数学之上，所以导致生活失去了控制；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他有意识地选择将一部分疯狂运用于数学灵感之上，而剩余的疯狂则用理性囚禁了起来。
这种想法太过大胆，也太过疯狂，即使雨果对心理学没有研究过，也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仔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