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时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引《广虞初新志》中江昱的话：“今按罗公山实在黔阳，称通城误，《明史》之九宫山又在通山，因通城而误”；并肯定江昱“辩罗成(公)、九宫之误，则确然无疑”。
而《明史》在编纂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助长了这种非议。如康熙时修《明史》，据记载：王鸿绪在康熙二十一年时充《明史》总裁。未几回籍治丧，又任别职。五十三年向清廷上疏说：
臣回籍多年，恩召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陈启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启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启敬暨臣皆未参阅。
三人分管本纪、列传和志三部份，并未互相参阅，统一口径，王鸿绪负责修列传，但他请人代撰各传，李自成传出自万斯同之手，张玉书负责修志，各志多专识，非多人参预执笔不可，而志传之间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因此在关于通城九宫山的问题上，出现了传有而志无的现象。这种现象被人用作以志驳传，反对通城有九宫山。
1985年，黎时忠、曾步贤、李英生、胡正民四同志发表了《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考》一文，该文根据历史资料证实了通城九宫山位于锡山的一端，是锡山的支脉。如文中引用明崇桢时修《德义堂段氏宗谱》，记载其祖先段必清，死于成化三年，“葬锡山石皮岭下九宫山前上首左边刘家嘴石墩内”，又引用同治《通城县志》记载“九宫山，白沙图，锡山东支，一名罗公山”，又引用光绪《湖北舆地记》，记载“桃源洞之西北曰桐陂山，又北曰锡山……山西曰柳家山，又北曰九宫山”，都点明了通城有九宫山。1984年5月，在通城锡山东侧，发现“九宫界碑“一块，上刻立碑时间是乾隆甲子，即乾隆九年，比《明史》刊行晚五年，这是很可靠的材料，说明通城实有九宫山。该文还说到九宫山又名罗公山的来历，因唐代著名道士罗公远(通城人)在此修道炼丹，因此又名罗公山，不只湖南黔阳才有罗公，天下同名的山很多，两处皆有罗公山，不足为奇。上述何磷、江昱的一些话是不可信的。徐鼐是误信江昱的话，或者就是同一类人。
通城九宫山高355米，没有通山九宫山那么高大和有名，两山有高和低的分别，但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明史地理志显然是漏写了通城九宫山，或因通城九宫山不高也不太有名。该志自以为可不写而未写，殊不知问题不在山的高低和有名与否，而在通城九宫山牵涉到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即李自成是否死于此山，这是不可忽略的，死于此山固然要写，即使还证明不了是死于此山，因需进行研究，也就当写出此山。明史地理志不知由谁具体执笔的，未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只载通山九宫山，未载通城九宫山，才引发了这一场不必要的长期争端。
南明总督何腾蛟曾向唐王上疏，称李自成已死。据《思文大纪》记载：
(隆武二年正月)时闯贼李自成为清所迫，走居鄂地。风霾警之，又遁入九宫山。余党十万为伏兵所诛，自成自刎。湖广总督何腾蛟疏闻。
隆武二年应为顺治三年，何腾蛟到这时才奏上，不但时间晚了一些，而且疏文说李自成有“余党”10万人，为伏兵所诛，令人惊异。这伏兵到底有多大，能一举消灭掉10万农民军，何腾蛟并没有说他派兵参战，九宫山的乡兵、团练人数很有限，干不出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为什么这次伏击取得如此大的效果?
果然唐王政府并不相信这种消息。唐王“疑自成死未实”，旨令何腾蛟查明“歼贼情况”和验解李自成的首级。何腾蛟在复奏中，即在《闯逆伏诛疏》中说：
以窃惟人臣之训，义在勿欺，如闯死非真，而臣谬以为死，又居之以为功，欺则臣罪也，当死。闯死果真，而闯之首级已化为异物，如首级物化，而假托以明闯死亡为真，亦欺也，欺则臣罪，当死。然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
诚为其故，闯逆既死，则宜留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闯果为清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连旬，闯逆困于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日：“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纯、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闯养成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营内有臣晋、豫之旧治之子衿氓隶，亦无不众口同辞也。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