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说：“是的，但病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探头，施法会不会有困难？”高雄跟阿赞布丹商量片刻，最后建议可以让我们三人都伪装成从广东来的慈善人士，在午夜时分过去探望，再寻找机会施法行事，阿明想了想，说也只能这样办，但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实情，尽量少讲话。尤其不能说泰语，以免被人猜出是从泰国请来的法师。
晚饭过后阿明把我们安排到附近的旅馆，休息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进到老人院，上到三楼，看到走廊里站着二十多个人，大多数衣冠楚楚，都在纷纷议论，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其中，我也看到阿明的那几位朋友，阿义、阿雯和阿珍。
这么晚了，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见我们过来，这些人都围过来，阿明介绍说这三位都是从大陆来的华商，到台湾开会办事，特意来老人院看望老人。这些人看了看我们，表情各异，有的漠然，有的疑惑，有的期待，有的紧张，而更多的则是兴奋。有人自言自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果，难道是脑死亡？”
“放心好了，不会啦，”他旁边的人回答，“脑死亡还能坚持五个月，哪有这么巧的事，你没见生命体征越来越低，我不相信他还能活过今晚！”听着这些人软绵绵的台湾国语，我总觉得像是在看台湾言情电视剧，很想笑。阿明径直带我们进入病房，反手锁好门。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另一张躺着那位之前在阿明手机视频里看到过的老者，吊着三袋液体，两透明一白。这老者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跟死了似的。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柜上放着心电图仪，波形跳动得很缓慢，右上角很大的数字显示心率，大概只有每分钟不到三十次。屋里站着七八个人，有老有少，脸上表情各异。有位银灰头发的中年男人连忙过来，阿明互相介绍，说这是他父亲，又说了我们三人的身份。
我问：“外面那些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好像在盼着老人死掉？”
阿明父亲回答：“我姓卢，是这家老人院的院长，外面那些有保险公司的，有行业协会的，还有互助会的。你说的那些人应该是保险公司的，当然不希望给老人家属赔付。”我心想有道理，保险公司最怕出险，但说得这么直接，也太不人道了。
“屋里这几位都是患者家属，还有市中心医院的赵医生。”卢院长说，我和高雄走到病床前，床头柜的心电图仪器发出规律的红灯。
“老人现在什么情况？”高雄问。
赵医生说道：“真是医学奇迹，患者全身所有脏器都已经衰竭，可居然活了五个月！”我和高雄互相看看，很明显，医生还不知道鬼仔的事。阿明和他父亲在旁边表情紧张，看来之前忘了提醒我们，但我和高雄又不是笨蛋，当然不可能说出去。
高雄说：“这是从泰国请来的阿赞布丹，看有没有办法。”卢院长连忙让阿明先送赵医生回去，赵医生似乎有些惊讶，但也没说什么，跟着阿明走出病房。卢院长将门反锁后，那几个人立刻围过来，问我和高雄能不能有办法。我看到窗户斜上方有个监控探头，还有规律地闪着小红灯，看来正在监视。
卢院长告诉我们，这屋里的都是自己人，是老人亲属，有儿子、儿媳和孙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人表情很严峻，其中一人说：“田老板、高老板，希望你们能帮帮我们，全靠你们了啊！”卢院长说这两位分别是副院长和行业协会评分组的负责人，如果不能成功，大家的损失都会很大。
“是啊，田老板，您一定要帮帮我们，让泰国法师跟那个小鬼仔好好商量，让它保佑我爸爸再多活二十四天就可以！”有位中年人焦急地拉着我的手。卢院长连忙打手势让他低声，又指指门外，中年人连忙点头。站在他后面的几个人也跟着说是啊是啊，拜托了。有位中年妇女应该是他老婆，还有个二十出头的男女青年。看来都是老人的家属，这些人脸上焦急得很，却没有半点对父亲、公公、爷爷的悲伤，我心想，这才是老人最大的悲哀。
阿赞布丹走到病床前，指着床边的位置：“这个方向有极阴物。”我翻译过去，问他是不是把小鬼仔藏在床头柜里了。卢院长连忙说没有，而是在隔壁两个房间以外的办公室，锁在金属柜子里，很安全。高雄跟阿赞布丹低声商量片刻，搬过一把椅子，让阿赞布丹坐下，他开始低声念诵经咒。高雄对大家说你们别慌乱，不能让人从监控录像中看出异常，这些人都点头，各自站在病床前，假装探望。监控探头通常只能记录画面，却不能录下声音，但我还是有些心虚，忍不住经常瞥眼去看那个摄像头。几分钟后，阿赞布丹对我和高雄说，那个婴灵的怨气很大，之前的阴法已经禁锢不住，必须立刻加持，但也不能保证有效果。
“总得试试，”卢院长说，“死马当活马医吧！”高雄点点头，我问卢院长，外面那些人会不会闯进来，不能让他们干扰施法过程。
卢院长说：“那当然，门已经被反锁，现在患者病成这样，也不可能让无关人等随便进来打扰，否则惊吓都有可能让老人随时升天。您放心，有监控录像，老人的心电图仪跟办公室有联网，只要老人断气，外面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所以没必要闯进来。”我这才把心放进肚子里，但似乎有什么不对劲，总觉得这些人神神秘秘，不像是做好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