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由于人地矛盾演化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矛盾，一个个曾经显赫的王朝颓然倒下。经过一番动乱，新的王朝在恢复肥效的土地上又重新崛起。
这一治乱循环延续到了唐朝，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终于走到了衰竭的一天。
当时，唐王朝制定出非常出色的土地政策和赋税制度，使黄河流域的土地开发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迎来了梦幻般的“盛唐气象”。
然而，繁荣景象掩盖下的事实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朝的大规模开发下，终于达到了地力的极限，土地被彻底透支了。
唐朝中期以后，帝国再次陷入激烈的持续动荡，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成了唐帝国下半生的主题。
最终，中国进入了五十余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期。
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类似，全世界的农业古文明都在麦田中兴起，也在麦田中衰亡。
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在大河流域附近诞生。
其中古埃及、古巴比伦的人们像中国的祖先一样，在孕育自己文明的母亲河流域内广种小麦。可以说，这些辉煌的古代文明就是建筑在麦田之中的。
可惜，它们都没能逃过小麦农业衰落的命运。
在埃及的尼罗河两岸，那些曾经繁荣的地区普遍沙漠化，由此可知当地早已失去了古埃及农业文明存在的条件。
而在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昔日孕育了辉煌的古巴比伦两河文明。然而曾经的千里沃野后来也已变成一片寸草难生、板结得硬邦邦的盐碱地。
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衰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当地的人们别无选择地采取了灌溉方法种植小麦。因此，土地盐碱化、贫瘠化的命运无法避免，文明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
到了唐代中期以后，黄河中下游流域小麦种植造成的土地贫瘠无法逆转，黄河文明已经危机重重。
尤其是小麦种植推广更早一些的河西和关中地区，土地贫瘠化已经很严重，粮食产量锐减。
但是，中国的文明没有像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那样彻底衰亡，而是薪尽火传，一直延续至今。因为，中国还有另一条大河——长江。
在长江流域，有另一种粮食作物——水稻，给陷入危机的古代中国人提供了另一条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
正因为黄河流域小麦农业文明的衰落，当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后，水稻种植在中国南方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农业开始兴起。
宋朝从越南引进优质品种的占城稻之后，使得水稻真正担当起了承载中华文明的重任。
水稻的产量非常高，农民撒下去的种子通常可以收获二十倍左右的稻谷，这与小麦四倍于种子的产量相比显然是非常可观的。
再加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种植的水稻要比小麦多出好几倍，产出的粮食更是多出十几倍。
更重要的是，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每年适当补充养料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耕种。再加上水稻常年浸泡在几十厘米深的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反复灌溉使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
可以说，长江流域水稻的种植推广，有效地解决了小麦引发的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频繁的土地兼并、人地矛盾，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得以更好的延续。
此消彼长之下，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重心便正式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与小麦农业一同衰落的中华文明也在水稻农业中重获生机。
也正是因为文明的中心从北方的小麦产区向南方的水稻产区转移，位于关中平原的长安城从此失去了成为中国首都的机会。
即使是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定国，开创了一个王朝，也无法逆转这股经济文化中心转移的历史大势。
定都长安城，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注定只会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
其实，唐、宋二朝面临的西北游牧民族威胁日益增大的问题，也是与小麦文明的衰落密不可分。
在两汉时，从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都是小麦种植区，农业文明发达。此时，在这些地区占据人口优势的是从事农耕文明的汉人。
然而到了唐代，黄土高原上的土地已经地力贫瘠，粮食产量极低了。于是，昔日的良田变成了长满野草的荒地，不再适合耕种，而是更适合放牧了。
自然环境的变化，造成了黄土高原至河西走廊一带的农耕文明衰退，游牧文明兴起。
当地的人口结构也就慢慢地产生了变化，呈现出游牧化的趋势。最终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
文明的变迁，使得中原农耕文明的王朝再试图管理这一区域时，就没有两汉初唐时期那样得心应手了。
唐代时，西北是面临吐蕃、回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到了宋代，则是党项人在西北崛起，最终独立建立了西夏国。
由于失去了西域、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长安城及关中平原也由中国的腹地变成了西北边防之地。
距离京兆府不远的永兴军延安府以外，就已经是西夏国的地界。
西门庆一路行来，观察着沿途的村庄和农田，不时地进入村庄与当地的农人村夫交谈，了解他们的收成和税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