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的两个核心，一是土地矛盾；二是农民和两班地主之间的矛盾。前者体现两班地主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后者体现在两班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以及利用这种统治地位对农民进行第二轮残酷剥削。在这两轮残酷剥削之后，朝鲜的农民变长期处于毫无希望的极度贫困当，这也是东学党之乱的根源。
可以这么说，两班地主对土地的过分占有和对农民人身的压迫，就是压在广大朝鲜民众身上的两座大山。朕所建立的朱氏朝鲜，就是要彻底推翻这两座大山，剥夺两班地主的土地和特权，建立一个诸班平等，土地均分，人人得温饱的新朝鲜。今日之会，不多虚言，当尽心于实际，将来新朝鲜之政权如何建立，朝鲜之土地如何平分，两班地主之特权如何剥夺，这三件大事，乃砥定朝鲜万事太平之治的根本！”
呃，这个话听上去好像是朝鲜gcd的某一次央会议……不过看这些与会人员的打扮，却是一个个红袍乌纱，好一副封建大员的模样。而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正在讲话的人，更是龙袍金冠，不是大明帝国的资产阶级反动皇帝朱济世又是何人？
长春园淡怀堂正殿现在被改成了一个会议室，三百多个官员分坐左右，不仅有椅还有桌，顿时让原本宽敞的空间变得狭小起来。朱济世那气十足的声音在正殿内回荡着，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朱氏朝鲜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官员。大多是从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朝鲜人挑选出来。有一定化水平。能写会算，还能流利使用汉语的青年干部——他们都是被奕欣掠去东北当包衣奴才的，其成分很杂，什么班的人都有，也不乏两班户出生的儒生。不过在东北生活了四五年之后，他们已经和过去的身份彻底说拜拜了。现在又被大明朝廷挑选出来，准备分配到朝鲜各地去当官，也是朱氏朝鲜的基本盘。
朱济世当了那么多年的皇上。权术手腕自然已经被磨练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的儿在朝鲜不能只有一个集团的拥护，而且那些两班豪门出身的官员的可靠性很成问题。所以必须要在他们之外，另外再扶植一批出身寒门的官员，就是这些从东北朝鲜人挑选出来的官吏。
此外，朱皇帝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如何改革，都是拿别人开刀容易，拿自己开刀难！大明一个科举改革，就磕磕碰碰好多年也没有完全成功，更不用说平分土地了——朱皇帝宁愿发动战争去抢地盘。也不愿在国内搞什么土地改革。不过拿朝鲜地主阶级开刀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反正是分人家的地。别说朱济世没有一点压力，就是大明的地主阶级朝臣们也不当回事儿。左宗棠在确信皇帝不会在大明搞土改后，就没有再过问朝鲜的事情，而是忙活朝政和明年的“大恩科”去了。倒是皇室财团总经理恩格斯非常热心的让人从南京带来了一叠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改革成败分析的报告，算是给朱皇帝做个参考。
“这是要动真格啊……”
崔益铉也是两班户出身，本贯庆州崔氏，出生在京畿道抱川郡，14岁时拜朝鲜大儒金琦铉和李恒老为师。一年后被入侵的奕欣所掠，编为包衣阿哈，不久之后大明北伐辽东，他也得到解救，但是却没有返回朝鲜，而是辗转东北各地从事各种建设，最后被分配在黑龙江南岸的一个集体农庄当了农民。就在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就要这样平平淡淡度过的时候，大明朝廷忽然在东北的集体农庄招募断识字的朝鲜人去当官。于是不甘寂寞的崔益铉就报了名，还顺利通过了考试，终于成为了朱氏朝鲜的一名七品县监了。
县监一职听上去好像和大明的县令差不多，但实际上就相当于大明的镇长。因为朝鲜国小，本身就相当于大明的一个省，这么点地盘有分了八个道，道之下还有府、州、郡，之下才是县。所以一个县管辖的地盘民众也就相当于大明汉地的一个镇，而且还不是一个等的镇。
“是动了真格啦，大明天是要替我朝鲜扫除数百年来的弊政啊！”
坐在崔益铉身边说话的是名叫张济民的朝鲜人。原来是七班贱民出身，从小给富贵人家的少爷当书童，因而识得些字，现在居然也是个官了。
“没错，是数百年来的弊政！两千万庶黎，三千里江山，终有安泰的一日了。”
这样的话，历史上的朝鲜硕儒崔益铉是无论如何不会说的。但是在集体农庄生活的几年，却让他知道了农人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依靠士绅，也不惧怕官府，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实际上是自己的），无论是共同劳动，还是分田单干（集体农庄的运营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不过一般情况下，销售和采购是集体进行的），都能让庄户生活富足。
虽然时常要参加战斗，还有人牺牲，但是这样的付出，没有人认为不值得。而且他所在的那个有500户农民组成的集体农庄甚至连“教化”的工作也能承担，由农户集体出资开办了私塾，让他和另外几个识字的农民担当私塾先生，教庄里面的孩读书识字。
既然一个没有士绅地主，人人平等的农庄可以运行的比士绅统治更加良好，那么士绅地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而且这些士绅地主，对整个国家又有什么作用？就士绅集团的整体而言，他们就是不能安邦，武不能卫国的书呆，一群废物！
这时候，端坐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