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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在国民代表会议宣布实行法治新政后，因为并没有宣布立即进行自由选举改革，有些学生还在街头不肯散去。北京高校学联的秘书长**，他出身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有抱负，在人群中正臂高呼“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在**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百多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普选，严惩房地产行业的黑心奸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也相继出现内容相似的小字报。北京农学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喊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复兴党独裁”等口号。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贴出抵制校内体育活动的“倡议书”，有些班级贴出声援大字报，言辞激烈，从“要民主”转向“要人权”，各校还贴出一些标语。
当时，这人观念都相当流行，西方思想在晚清大量传入，并影响年轻一代，而随着宋骁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当时，一些社团组织在中华帝国也有所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
此前，学生也加入了一系列零散的抗议、罢课和暴力事件中，有的针对政治问题，有的针对学术和学校相关问题。但在学生方面。他们并不想推翻复兴党，只是想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青睐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来统治国家的想法。但是他们对复兴党一党政府造成的营私**心怀不满。
那天，牵头的学生和代表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三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主持。游行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
**当时还准备去美国使馆寻求帮助，冯家遇作为中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代表，否定了这个提议：“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崇高追求。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强加，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
段宏纲、阮义勇等人也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阮义勇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
**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了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
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他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历史上因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1910年经段祺瑞举荐，担任北京军警总队司令。
徐树铮怕学生闹事闹大了，跟段祺瑞汇报，要求关闭北京各个城门。段祺瑞不以为意，笑道：“怕什么。我们年轻时也都为民主而斗争呀！”
徐树铮于是只是关闭了部分城门，而且把应对策略改为重点控制高校，指令各校关闭校门。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游行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徐树铮派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
后来学生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加游行的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上五千多人了。游行队伍一路声势浩荡，高呼口号震撼人心。走到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了武装军警的阻拦。
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穿着一件老羊皮袄，跟同学们一起勇往直前，他们高呼口号，军警开始用水龙头猛冲游行队伍，队伍遂被水龙冲散，现场一片混乱。
有一位平日不参加政治活动在清华大学读四年级的女同学陆琪心情激愤，挺身而出，她企图爬进城脚洞口为大队打开城门，被军警抓住，用刀背、皮鞭殴打致伤。
参加游行的学生义愤填膺，坚决抗议，呵斥军警。慑于群众声势，军警不得不放了陆璀，后来同意开城门，只允许清华、燕京学生返校。游行队伍在城外示威游行，高呼口号，坚持奋斗到黄昏。学生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民意被充分调动起来，政府将多多少少被胁迫着马上接受他们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学生们着重于宣传和抗议示威。学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和街头巷尾公开他们的要求。他们散发传单和单页报纸，张贴告示、漫画、标语和壁报。他们举行讲座，演戏，开展览。抗议的形式包括会议、游行、公开请愿和罢课。有的时候，学生们故意招引警察逮捕他们或者故意刺激警方采取暴力，以此来损害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威信。
徐树铮渐渐感觉到北京的场面有一些失控，他马上坐汽车赶去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下围棋，见到徐树铮，他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