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看见不同的事物产生不同的感悟。
当伦敦府成为后方，汤显祖和应明大可把最多的时间拿去研究，研究如何彻底消灭这片土地的反叛力量。
但是在前线的刘汝国眼中，他无暇顾及一切生存之外的东西。
这场战争在历史意义上已经随着女王投降、明军顿兵而停止，但对身处英格兰的大多数人来说，战争远未结束。
因为明军仅完成了战争的前半段，而未完成后半段。
通常意义上来说，随都铎王室最后一位继承人投降，战争就应该结束了，但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力分配却并非如此。
明军的征服条件也并非名义上统治这片土地，或者说女王的投降，只意味着英格兰的国王放弃了继续抵抗，但这个王国没有。
明军的风格与他们过去所见识到的任何敌人都不同，这个王国掌握权力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贵族、二是教会。
明军不承认贵族与教会的存在，反而将百姓推到了历史地位最高点，这是对一个公文还大面积出现‘自由民’词汇的王国最大侮辱。
出现自耕农，说明有佃农。
出现自由民，说明有奴隶。
贵族与教会率领下的反叛力量是不会消失的，这在刘汝国率领其顺天安民军，踏上英格兰的土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这就好像一个外部力量靠军事力量快速击败大明帝国的中央朝廷，却宣布以后没科举了，也不需要六部官员，要使用一套根源完全不同的路子来统治。
其统治阻力之大，可以想象。
明军最大的优势无非在于制度更加完善，在刘汝国的意识里，他很简单地把大明的制度理解为官、吏结合，而把英格兰的制度理解为一种非常模糊的贵族、教会与掾属制度。
没有成熟的制度，贵族不是贵人而是贵族，整个家族掌握一片土地；教会不是修士而是教会，整个教会管理一片土地。
只有掾属才是一个个独立的人，没有升迁制度，仅依贵族喜好，有些任人唯贤、有些任人唯亲，任用为领主的卫队长官、面包匠、铁匠、税官这些东西。
贵族不是官员，没有管理地方、发展地方的责任，他们最大的义务是享受生活，打猎、游玩、买贵东西、睡别人老婆以及好好活着。
教会也不是官员，同样也没有这些责任，他们的首要使命是侍奉神，次要使命是传教以收更多的税，像开妓院、啤酒厂、睡妓女这些活计只能往后排。
现在拿出大明的制度硬生生往这片土地上套，刘汝国认为不让他们亲身体验，就连百姓都理解不了。
反叛很正常，不反叛才奇怪。
但这种经过分析很容易理解的结论，为现实带来的变化，摊在刘汝国身上就不能接受了——德雷克的后备兵源很多，多到只需要找几个贵族与修士振臂一呼，领地里成百上千的农夫就会拿起兵器加入叛军。
哪怕他们战力低下、很少离开封地，却屡败屡战遍地都是。
刘汝国太难接受了，他带着从艾兰王国辛苦拉起的队伍，受应明邀请而来。
顺天安民义军从南安普敦登陆，挥师北上迎着大明帝国正规军在泰恩河南岸的防线而去，随后正规军南撤，由顺天安民义军顶上。
然后便开始了大明帝国隆庆年大扩张以来战史最为诡异的一幕：
顺天安民义军在战斗中打出一场又一场辉煌的大胜，战线却一步又一步地朝伦敦的方向逼近。
起初，刘汝国能随意越过泰恩河，甚至能在把德雷克部叛军撵到哈德良长城更北的同时顺手打垮一两个苏格兰贵族的部队。
但这没用。
他前脚打垮德雷克，后脚就有割据一地的贵族起兵袭击他的粮道、抄掠他的后路。
甚至有人为阻止顺天安民义军，放任士兵在自己统治的村庄里毫不留情地放火杀人，在冲天的火光里接受修士热情洋溢的赞美。
当刘汝国决定后撤，在苏格兰王国重整旗鼓的德雷克再度南下，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叛军汇合，沿途围追堵截。
第一次交锋，刘汝国赢了。
第二次刘汝国挫败敌人的追击。
但到第三次交战，粮草不济、疲于奔命且缺少睡眠的士兵已经没精力再和敌人打一仗了。
最后实在难以走脱，敌军压迫而上，身披铠甲提长朴刀的刘汝国面对打空弹丸的火枪阵单骑打马，劈死几名枪手，夺下旗帜环视睥睨，而后持旗打马全身而还。
这才吓退敌军，让他的部队有机会后撤，险之又险地逃出包围圈。
后来战线就一直被德雷克向南推进，先是占领了诺森伯兰郡，而后又夺取约克郡谷地，一直把刘汝国的顺天安民义军驱赶到约克郡南方交界的山里去。
不过到这，德雷克也不敢再向南进攻了。
这片山地东部是谢菲尔德，德雷克曾在那跟应明交手，吃了场大败，还是多亏了东部沿海的渔船，这才让他有从叛军被打成海盗的机会。
否则恐怕这会儿已经没命了。
在那场战斗中德雷克的部下们学到个汉语名词，叫北洋骑兵。
谢菲尔德战役结束后，德雷克的人什么时候看见明军里头有骑马的就会大叫北洋骑兵，而后飞快溃退。
这边的区域除了刘汝国被逼进山地，周围的平原都是明军骑兵可能活动的区域，德雷克根本不敢出去乱跑。
他也能看得出来，刘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