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得到召见的人中，有锦屏书院的数十位青年才俊。
世子与青年们谈话，与青年们聊天。在谈话聊天中，世子明确阐明了他恢复大明法统的决心，高度赞扬了护国军将士在川北战事中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世子号召四川有志青年，无论男女，无论出身，都要积极加入护国军。
他深刻地指出：流贼、土寇和鞑虏，一切的跳梁小丑，都想跳出来当革命者，革掉大明朝的天命，他们好取而代之，骑到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有千千万护国军将士这样坚定的反革命者，有千千万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士绅百姓加入到反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反革命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强大，流贼、土寇和鞑虏等一切革命者，他们梦想上演“崇祯革命”的企图注定会失败！
在那一天，谈话的主题当然不会离开最近的川北战事，尤其是惨烈的栓子山血战。
当世子在万军之中，须臾间手刃寨匪九级而毫发无伤的传闻被世子亲口证实之后，保宁府再次陷入了莫名的狂欢之中。仿佛朱平槿杀的不是九个，而是九千个、九万个。一些更离谱的传闻也在街谈巷议中被好事者加工出来，他们说：
世子有三头六臂，还有神力护体！
当然，朱平槿与客人们之间的话题，也不完全集中在打仗杀人的这些事情上。
如朱平槿与锦屏书院山长、四川护国安民儒学研究会会长、南孔第六十四代孙孔老夫子之间的话题，就极具哲学的思辨性和逻辑性，令随行记录的达州才子大呼过瘾。
当然，李长祥并不知道，孔老夫子一回家，就把堂屋供桌上的先祖牌位擦亮抹净，泪涕直流地抱着睡了一夜。
后来，这次谈话被连载于复兴报上，又被辑为册子，其中的部分文字翻译成市井俚语是这样的：
世子问孔子（孔尚学），如何让他本人的“护国安民、天下太平”与的政治诉求与儒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相对接？
孔子答曰：
天下大同，是儒家学说的终极理想，其特征是“天下为公”。但是，“大同”社会只能在“大道之行”的时代才能达到。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低级阶段，便是“大道既隐”时代的“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的特征是“天下为私”、“天下为家”。在小康社会中，有君有民，有国家有军队、有礼仪有刑法。君主仁贤、国家富强、百姓安康。上古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贤明君治理下的天下盛世，便是小康。
由此可见，“天下太平”，是实现儒家从“小康”到“大同”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
只有实现了天下太平，才能使国家社稷和家族血脉得以延续，保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伦常；才能使百姓们衣食温饱，摆脱乱世中人不如狗的宿命；才能使儒家的道统在战火中得到延续，让四维八德成为天下一致的行为规范。
而要实现“天下太平”，只有依靠“护国安民”。这个国，既是蜀藩，也是大明；这个“民”，既是蜀地百姓，也是大明子民，还是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万千生灵。所以说，“护国安民、天下太平”的政治诉求与儒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在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
世子则曰：
圣人所说“大同”和“小康”，既是百姓的愿望，也是他作为蜀地君主和所有孔门弟子的毕生追求。但是，“实事求是”的讲，现在追求普遍小康还为时过早。
天道有常也有异，不均是常态，而均是异态，凡事都是相对的。一些富裕地区的个别人可能会提前进入小康，而另一些贫困地区的很多人，因为极度的贫困，小康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所以，大道之行也，无论或显或隐，但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温饱、小康和大同。
相较于“小康”和“大同”，“温饱”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一个“利”字。原因不难理解，正是因为“穷”，正是因为“贫富不均”，才使人不得不去追求“利”。
只有实现了普遍的温饱，才能使更多的人进入小康；只有实现了普遍的小康，才能为大明朝和普天下百姓进入“天下大同”的伟大时代打开大门。
所以，当前通过“护国安民”，实现“天下太平”，是为了实现“温饱”，而不是“小康”。
世子还直接引用了一句孔圣人的名言来证明他的观点：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注一）”即老百姓的追求，就是有钱花，有命花。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注二）。君主是上天之子，应当遵从上天的意志和百姓的愿望。
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世子大胆断言，孔圣关于义利统一对立的观点，已经触及了“欲温饱而不得”这个阶段的核心，可惜并没有深入。
亚圣孟子的观点，将义利绝对对立，犯了严重的错误，其流毒影响至今。只能谈义，不能言利，使读书人耻于谈利，却不得不逐利，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分裂；老百姓难得一顿饱饭，只得饿着肚子唱高调，打精神牙祭。
理学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犯了与孟子相似的错误，即将天理人欲绝对对立。
朱子不明白，在很多的时候，人欲及是天理。将天理人欲绝对对立，便会陷入逻辑上的尴尬。
如君王，乃上天之子。他不能代表天，谁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