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进率手下一众文武官员赴开封纳土归周的消息传出,立时在周边地区引起了不小的反应。而其中受影响最大、反应最明显的就要属位置比清源军更接近后周的吴越国以及他们的国王钱俶了。
按理说,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此前与后周的关系,以及其在后周君臣心中的地位,吴越国和他们的国王钱俶都要比清源军及陈洪进强大得多、亲近得多、重要得多。特别是在建隆四年年初,在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谈判,吴越国终于接受了后周的要求,同意后者在秀州东北、苏州东南,靠近长江入海口的位置租下一块土地,以建设造船基地和供其海军南下训练之余停靠休整的港口后,后周朝廷对吴越国更是优待有加。不但时常下旨嘉奖、封赏,而且还对前往后周特别是北平府做生意的吴越国商人额外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让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间接增强了吴越国的国力。在天下大势已经十分清楚,后周一统寰宇已无悬念的情况下,吴越王钱俶早该顺势而为,乘着后周朝廷对其优待有加的机会,主动纳土归周,为自己、同时也是为吴越的文臣武将和士绅百姓争取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
可钱俶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保守,甚至有些抱残守缺,只知道一味的奉中原朝廷为正朔,时时朝觐、纳贡称臣,却不愿意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所谓的祖宗基业毁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一方面对后周朝廷极尽恭顺,另一方面却又在诸如建立造船基地和港口方面与后周朝廷据理力争,以至相关谈判进行了将近两年,双方才最终达成一致。虽说后周朝廷对其最终同意租借土地一事大加赞赏,并给予了许多的赏赐和嘉奖,可实际上如此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亦令后周朝廷,特别是幕后主持相关谈判的张维信、徐绍安等穿越者并不十分满意。以至每每吴越国遣使来朝时,这些个掌控着后周朝政大权的重臣们对使者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远不如平灭南唐前后那般亲近。如此明显的改变,钱俶却没有发现,依然顽固的坚持他那条称臣而不纳土的原则,一点点的消耗着自己在后周朝廷、在穿越团队心中自打协助灭南唐达到顶点后,便越来越少的恩宠。
如今,陈洪进先其一步,主动纳土归周,在将吴越国几乎推到与那个根本不听中原朝廷号令的南汉同一档次的同时,亦将钱俶摆到了几乎与那个昏庸无能又狂妄自大的刘鋹同一水平线上。换句话说,如今的钱俶虽还算不上像刘鋹那样僭越叛逆的乱臣贼子,却也好不了多少。若是再不知悔悟,再不有所行动,只怕用不了多久,他便会步孟昶、李煜之后尘,被周军押着去开封见驾谢罪了。
面对如此局面,就算钱俶再不情愿、再不甘心,也只有效法陈洪进一条路可走了。于是,就在得到陈洪进纳土归周消息一个月后,钱俶亦不得不在拜祭完祖父钱鏐的陵庙,并在祖父灵位前痛哭失声,自责“儿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之后,带着吴越国小朝廷所有的钱货财宝、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带着自己的文臣武将离开杭州,一步三回头的往开封而去。
尽管所献土地远大于清源军、尽管治下百姓远多于清源军、尽管吴越地区亦远较漳、泉地区繁荣富庶、尽管进京时间只比陈洪进晚了不到两个月。可正所谓“一步差,步步差”,失去了先机的钱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追上先他一步的陈洪进了。对于其“纳土归周”的请求,后周朝廷虽然也很满意、很赞赏,但之前已经有了陈洪进这个可供宣传的表率在那里,钱俶“纳土归周”行为可供利用的价值便不可避免的大打折扣了。于是,尽管对方是自己认可的国王,后周朝廷给沿途各省、府、县的旨意却只要求按照郡王之礼接待;尽管依然派出了接引使前往迎接,接引使的人选却由“清园”兄弟之一、贵为开国伯的王峰,变成了不属于北平系的礼部侍郎,且出迎距离从三百里减为了一百五十里;尽管依然有数十位朝廷大臣于开封城外迎候,领头之人却由“清园”兄弟之一、贵为开国侯、朝中地位仅次于王崤峻的张维信,变成了在“清园”众兄弟长幼排行中虽比张维信高一位,但只有开国子的爵位及户部右侍郎官职的六爷尤远。
是以,当建隆六年正月二十,钱俶一行人抵达开封,并由尤远等大臣陪同进城时,这位吴越国王不但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反而是忧心忡忡,忐忑不安。而当他发现设宴款待其一行人的只有一个张维信,王崤峻、徐绍安、李俊武等“清园”兄弟中的其他首领人物均不在场后,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