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燧发枪兵和弓弩兵的支援下，后周军在付出一定伤亡代价后，终于成功利用轒輼车的掩护，将靠近城墙缺口处的一段护城河填平，并在上面铺上了结实的木板。随后，大批刀盾兵和长矛兵顺着这部分被填平的护城河蜂拥而上，向着那段坍塌的城墙冲了过去。而城上的守军也不甘示弱，立即发箭如雨，灰瓶炮矢、滚木雷石更是不要钱般的向下砸，意图阻止后周军的进攻。
激烈的攻防战进行了一个多时辰，固安城南城墙被炸塌的缺口处已经可以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来形容了——虽然铺满尸体的地方是坍塌的城墙而不是广阔的原野，但双方伤亡士兵的鲜血确实已经将城墙缺口处的土坡染成了暗红色。如果说在开战之前固安城的守军、特别是汉人守军中的许多士兵还存着几分在合适的时机向后周军投诚的念头的话，那么经过这一上午的血战，无论是曹继筠带来的那几百契丹兵，还是固安城原有的守军乃至那些被征召来填补城墙缺口的本城青壮，都已经被这场惨烈的攻防战激发出了血性。尤其是那些有兄弟手足或者挚交好友被后周军杀死的守军，这会儿更是杀红了眼，一心只想着要为自己的兄弟或者袍泽报仇。
固安城守军的这种心理变化反映到战场上，就使得攻城的后周军所承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进攻越来越困难。尽管在城下负责压制的燧发枪兵和弓弩兵配合下，攻城的刀盾兵和长矛兵几度攻上了城墙，但都没能占住脚，很快就被守军的反击赶了下来。而且，随着战斗的持续，在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之后，城上的守军渐渐找到了对付占据绝对优势的燧发枪兵集火射击的办法——燧发枪的射程超过守军的弓弩，燧发枪兵可以在不受对方威胁的情况下从容开火，而不必担心自己成为对方弓弩兵的目标，这点是己方弓弩兵所不能比的。
为了抵消对方燧发枪兵的这种优势，在吃了一定苦头后，固安城头的守军便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将身体探出城墙垛口，向城下进攻的周军射箭或者投掷石块，而是紧贴城墙，将自己隐藏在垛口之下，抛射弓矢、盲投雷石或者灰瓶。尽管这样的攻击方式命中精度要远小于将身体探到垛口之外，但由于进攻的后周军队形相对比较密集、人数众多，所以在守军的阻击下伤亡依然很大——虽然后周军也在城墙的其他地方组织部分人马进行了佯攻，但张蒇英对此战过于乐观的估计，使得其将主要力量还是放在了他认为最容易被突破的城墙缺口处，因此负责佯攻的几个点作用有限，并没有真正起到牵制守军兵力的目的。
眼见天色已经过午，而己方的攻城行动进行的并不顺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原本一直在中军的临时望楼上观战的张蒇英不由得心中焦急，此时他已经率领着一干部下及亲兵卫队前进到了徐绍安所在的弩炮阵地，并且不顾会误伤己方攻城士兵的后果——弩炮的射击精度虽然高于火炮，但在敌我双方相距不过几十步、十几步，乃至近在咫尺、贴身肉搏的情况下进行射击，误伤自己人可以说是肯定的——要求徐绍安立即下令弩炮兵向城墙坍塌处射击，压制守军，掩护攻城部队登城。
对张藏英的这个命令，徐绍安心里是一万个不同意。虽说这个时代还没有形成前世近现代那种完整的民族国家概念，老百姓当兵更多的是为了吃顿饱饭、为了积功升职、为了将来有可能出人头地，但是要说他们心中没有一点报效天子、报效朝廷的想法，那也是不公平的。为了大周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可以义无反顾，但死在自己人的炮火之下，他们不可能没有怨气。尽管死人的怨气一时不会对活着的人有什么影响——对徐绍安这种无神论者更是毫无作用，但那些活着的、亲眼看着自己的袍泽被自家的弩炮炸死的军兵其心中的怨气和不满乃至愤怒只怕不会比那些死去的战友少。如果使用弩炮进行支援后，固安城能够很快拿下来，张藏英再对手下将士们好好犒赏一番，或许还能对这种怨气起到一定缓和作用。可如果使用弩炮后依然不能在短时间内攻下固安城，那么必定会对攻城军兵乃至整个先锋部队的士气和斗志造成很不利的影响。虽然未必会出现士兵哗变，或者大量开小差的情况，但一支军心士气均不足的部队攻击防守顽强的城池，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心里不愿意归不愿意，北伐以来一直尽量避免与自己的这位上司有磨擦和冲突，本着有道理的命令要执行，没有道理的命令编一个道理出来也要执行的理念，徐绍安在对张藏英的命令表达了“适当”的反对与不安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明显不合理的命令。
当然，徐绍安同意执行张藏英不合理命令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为了顾及上司的面子、为了成就自己的一番功勋，而根本不把手下士兵的生命当回事的冷血将领。恰恰相反，受到穿越前官兵平等、军内民主等思想的影响，徐绍安自打进入后周军队之后，一直以来都有“爱兵如子”、“善待部下”的名声。他不但在“神机军”中声望极高，就是在其他部队的军兵中口碑也很不错。而他之所以会执行张藏英的命令，一来对方毕竟是他的上司，公然违抗上司的命令，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无论是在那支军队中，都是不能接受的，也都是非常犯忌讳的——哪怕上司的命令是错误的。二来，在萧思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