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这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当然不是后世的“光棍节”，每年的这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一战中，中国派遣了14余万华工前往欧洲战场进行援助（基本没直接参战，都是负责后勤事务。美英法等国对华工的评价都很高，因为中国人吃苦耐劳、聪敏淳朴，比起中国人，非洲劳工“愚笨迟钝”，印度劳工“懒散怠惰”），约6000人在异域为国捐躯，其中有一艘运载华工的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军潜艇击沉，船上534名华工全部淹死。
这天上午，蒋纬国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忙得不可开交，他虽然只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上尉营长，按道理没那么多公务要他操心，但他一方面就是第918团和第128团的总掌门人，另一方面还要“指导”空军、海军、兵工厂、军工业、化学兵部队、后备军、预备军、海外华侨募捐、炼油、冶铁、采煤、开矿、海统局等林林总总很多事，说“日理万机”有点夸张，但说“公务繁忙”确实很贴切。办公室里除了蒋纬国，还有杨梅，两人经常这样“一起办公”，杨梅是蒋纬国的副官，同时也被他当成秘书来用，因为蒋纬国发现她文化水平很高。实际上，蒋纬国让杨梅“陪”他办公除了出于某种“不纯洁的动机”外，也是出于客观需要。蒋纬国确实很需要一个秘书，因为他此时的文化水平根本就是半文盲，虽然他在后世是一个大学生。
“这个词怎么念？什么意思？”蒋纬国指着两个让他一头雾水的汉字问杨梅。
杨梅看了看：“憂鬱（忧郁），忧伤抑郁的意思。”
“这是‘忧郁’？”蒋纬国心里简直要抓狂，“‘忧郁’的繁体字写法怎么这么复杂？”
“这是什么字？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用红笔画圆圈的，你帮我念一下，顺便组个词。”
“鑿（凿），凿壁偷光的‘凿’；叢（丛），原始丛林的‘丛’，邊（边），左边右边的‘边’…”杨梅不得不耐着性子给蒋纬国充当家庭教师。
蒋纬国郁闷无比地看着这些让他完全变成睁眼瞎的“汉字”：灑（洒）、憑（凭）、顯（显）、識（识）、蘭（兰）、盡（尽）、塵（尘）、籲（吁）、釁（衅）、蠶（蚕）、薦（荐）、衛（卫）、慶（庆）、藝（艺）、豐（丰）、體（体）、穀（谷）...蒋纬国发现，自己已经彻底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简体汉字”支持者了。蒋纬国当然只认识简体汉字，他以前还是比较信心的，估计自己可以认识此时的民国繁体汉字，即便不会写，起码也能认，毕竟简体汉字是在繁体汉字的基础上进行简化的，删删减减，形变神不变，比如“国”和“國”，但蒋纬国很快就发现，很多简体汉字跟原型繁体汉字根本就是两个写法，面目全非得堪称做了韩国整容手术，比如，蒋纬国自己名字用繁体汉字写出来就是“蔣緯國”，他认识“蔣”和“國”，根本不认识中间那个“緯（纬）”。如果拿起一张此时的报纸或一本此时的书，蒋纬国看得吃力无比，很多字让他觉得“见所未见、匪夷所思”，不得不靠连蒙带猜办法估计那个字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部下拿着一封电报跑过来：“营座！电报！”蒋纬国说道：“念！”他为什么不自己看？因为他看不懂。除此之外，蒋纬国更痛苦的是，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的差别不只是写法上，连意义上都有差别。
“这是‘後（后）’？刚才那个也是‘后’？两个字不是同一个？”蒋纬国问道。
杨梅解释道：“那个是後面（后面）的‘后’，这个是王后的‘后’。”
“我靠！颳风（刮风）的‘颳’跟搜刮的‘刮’不是同一个字？”
“不是。”
“我靠！幾乎（几乎）的‘幾’跟茶几的‘几’不是同一个字？”
“不是。”
“我靠！瞭解（了解）的‘瞭’跟了断的‘了’不是同一个字？”
“…不是。”
“我靠！關係（关系）的‘系’跟聯繫（联系）的‘系’也不是同一个字？”
“…不是！”
“我靠！發財（发财）的‘发’跟頭髮（头发）的‘发’居然也不是同一个字？”
“蒋纬国！”杨梅忍无可忍，“你够了没有？”
“什么够了没有？”蒋纬国一头雾水。
杨梅实在忍不住了：“你是大学生，居然不认识这么多的常见字？问我这么多低级问题！”
蒋纬国回答道：“谁叫我长得这么帅，害得我在学校里天天被女生骚扰，没法专心读书。”
这么厚颜无耻且大言不惭的回答让杨梅几乎气结。
“营座！”门外传来姚金河的呼喊，他急匆匆地跑进来，刚进门就飞快地转身出去。“我什么都没看见！”他捂着眼睛喊道。
“滚你妹的！”蒋纬国骂道，“我什么都没做！”杨梅只是在教蒋纬国认字，两人靠得近，不知不觉间头挨着头，姚金河进来时“匆匆一瞥之下”以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重新走进来后，姚金河笑着道：“营座，外面有四个洋鬼子想见你。”
“洋鬼子？”蒋纬国吃了一惊，“让他们进来吧！”杨梅板着脸起身，跟姚金河一起出去。
四个白种人走进蒋纬国的办公室，三男一女。一名男子年约五旬，肥头胖脸、肚大腰圆，最吸引蒋纬国注意力的还是他的发型，首先，他是个地中海，其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