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战场上，大规模的战事暂时偃旗息鼓，小规模的交火仍然持续不断。
莫愁湖附近，两百多名南京军官兵在山河变色的怒吼声中冲杀向突击至此的日军第110师团第133旅团第110联队。第110联队在交手后一触即溃，包括联队长柳川真一大佐在内，全联队三千余日军抱头鼠窜，一口气被南京军追杀出了莫愁湖以南的江东门外。第133旅团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获悉后勃然大怒，厉声呵斥柳川大佐“贪生怕死、畏敌如虎、临阵脱逃、指挥不力”，柳川大佐苦着脸说道：“旅团长阁下，我联队根本无法迎战！因为冲向我联队的那些支那兵都是已经感染上病菌的病人，就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的，他们体内的病菌要比他们身上缠绑着的炸药包更有杀伤力。他们是这样进攻的，前面是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后面有火炮提供炮火增援，他们士兵们坐在汽车上，汽车上还堆满了死掉的病人，开进我们阵地上后就炸毁汽车，炸得汽车上那些病人尸体稀烂粉碎地漫天飞舞，我们很多士兵被溅得满脸满头都是，心惊胆战，根本就无心迎战，更何况他们还有几架运输机在我们头上扔死人，导致我们军心严重动摇不定，实在无法正常战斗了。”
得知此事后的畑俊六中将痛彻心扉地哀叹：“帝国军一个联队被支那军一个连队追着打，简直是帝国军的千古笑柄！”
南京地区的人造疫病给日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撤兵理由，“因为支那南京地区突然爆发大规模的疫病，为防帝国军遭到不必要损失，所以撤离一部分部队”，这个理由显然很体面。战至此时，日军在南京战场上已经把所有战术都用了个遍，但战事还是裹足不前，并且日军的死伤已经高达约29万人，其中死亡约17万人，日军确实已经打得泄气了，被南京军打得感到怕了。尽管日军高层没有正式宣布“放弃占领南京”，但实际上这已是心照不宣的共识。趁这个机会开始撤兵，正是日军实施“放弃占领南京”的第一步，转而把军力用于华北战场。
日军开始撤兵的同时，南京军则“得理不饶人”地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局部反击，使用的都是近乎非人道非人性的手段，感染病菌的军人们被组建成“病员敢死队”，取得多次奇效。
武汉的国军大本营内，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程潜、徐永昌等高层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件大事：是否在南京发动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最高领袖的办公室内，苏联此时最高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正站在窗边凝视着外面的景色，一声不吭地抽着烟，聆听着毕恭毕敬地站在他身边的、刚取代尼古拉·叶若夫成为苏联情报部门第一号首脑的内务部部长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的重要汇报。斯大林认真地听着，脸色越来越阴沉凝重，不知不觉间，他脚边地板上已经落了一层的烟灰。
这几年内，斯大林一直过得很累，因为有太多的大事需要他操心，比如发展苏联的工业和经济，确保苏联的国际地位的稳定和外部环境的安全，以及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大清洗”。这场从月持续到此时都没有结束的“大清洗”在名义上是“清洗苏联的内部敌人”，实际上是巩固斯大林对苏联的集权专制统治。对于这场诛除异己的政治风暴，斯大林很满意，同时也十分恼怒烦躁，因为越来越对反对他的人在不断地浮出水面，并且这场政治风暴其实就是在制造越来越多反对他的人，除此之外，苏联的国际环境也让他每天生活在忧虑焦躁中。苏联是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一的大国（第二是中国），靠着数百年来的不断扩张，此时的苏联横跨亚欧大陆，比起独居于北美大陆上的美国，拥有众多邻国的苏联在国际环境上十分不利，东方是中日，西方是欧洲列强，使得苏联很容易在某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中陷入腹背受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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