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村人一年最害怕的两次算盘珠子的响声，第一次是秋后算账，第二次则是春季缴纳公粮。
而春季缴纳公粮则更让黄岭村人惊悸惶恐。因为大锅饭制度，生产队集体劳动，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秋季分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根本不够全家人一年糊口，而且还都是连皮带壳的毛粮。然而就这点粮食还不都是村民自己的，里面一大部分是公粮。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才是自己的。”而黄岭村每年征收公粮又并非按照实际产量来确定公粮的数量，而是每年由野草公社按照全公社各大队的土地的常量来评定，这就给了公社干部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而对于每个公社来讲，他们的任务很单一，就是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公社既没有乡镇企业，更没有私营企业，没有商业往来，没有农贸市场。公社干部的任务就是盯着农民种地。因而每年全公社的产量多少，直接决定着公社的年度业绩，更重要的是体现公社领导的能力和水平。公社书记、主任要想升迁，就必须业绩好。自然各公社在竞争中，那个公社也不愿落在后面，因而常常是浮夸虚报产量。而公粮计算的根据就是年度产量。公社一句话，一个决定，全公社各村各队无条件执行。而各村干部接受任务后，回村按全村人头分摊下去强制缴纳。而村民们对这些当官的决策根本无从知晓。而且就是知晓了也无可奈何，谁敢说一个“不”字？农村被划分成为各种阶级成分，成分不好的只有日日低头认罪，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而贫下中农被捧为红色阶级，领导阶级，则要求他们带头服从领导，带头执行上面的指示，自然也不敢吭声。上面的指示从来就是正确的，永远不存在错误。农民们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果有人敢说一句反对的话，下场就是被逮捕关押。因而农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低着头默默承受。
大队部大喇叭一声叫唤，通知全村开始征收公粮了。
一家家、一户户在听到大队通知后，都在家里开始忙忙碌碌准备缴纳公粮。有的人家玉米还在棒子上，还没有剥下颗粒来，就全家人开始围成一圈，突击剥玉米。有的已经剥成颗粒的玉米，如果还没有晒干晾透的，加紧晾晒。已经晾晒好的就开始簸拣拾掇，准备装口袋。
黄岭村的二疙瘩老头和老伴也在手脚不停地拾掇着公粮，二疙瘩老头踩着木头梯子爬上楼，将老伴晾晒的公粮玉米颗粒装进箩筐端了下来，老伴拿来一个大簸箕开始扬簸玉米颗粒，将玉米皮壳簸出去，然后再将不饱满的玉米，瘪玉米挑拣出来留给自己吃。将好玉米挑出来让交公粮。二疙瘩老伴一边簸着，一边和二疙瘩说道：“这公粮每年都是最难交待的！”
二疙瘩老头说道：“是啊！人家带皮带壳的不要，没干透的不要，带灰糠的不要，瘪粒的不要……”
老伴说道：“这些玉米咱在家里就早点把它拣出来，留给咱自己还能吃，免得到了大队，那一扇车都给吹得糟蹋了！”
二疙瘩老头说：“是啊，好好拣一拣，一就把那些过不了关的颗粒都拣出来。”
老伴看着这金黄色的玉米颗粒叹了口气说道：“秋天分粮的时候是带叶子带棒子，而收的时候要的就是这光刷刷的颗粒！”
二疙瘩老头也眼馋地抓起一把金灿灿的玉米颗粒叹了口气说道：“咳！咱爬在地里干上一年，到头来还吃不上这么颗好粮食。”老两口一边聊天，一边往口袋里装公粮。二疙瘩老头家里有六口人，他和老伴、儿媳妇还有三个孙子。儿子在去年因一场疾病去世了。说话间，老头和老伴已经将玉米装了满满一大口袋，准备扛着送到大队去。
于是家家把最好的粮食都打点起来，装成鼓鼓的大口袋，由家里的男人们扛着送到大队院去让人家验收。
村干部们已经在大队院子中心架起了风扇车，抬来大台秤，打开屯粮库，摆上办公桌，办公桌上放上那沉重的令人望而胆寒的黑色大算盘，大算盘旁边放着那本被村民们戏称为“生死簿”子的账本。围着这些征粮设备，有操作扇车的、有屯粮的，有扛麻袋的，有看秤的，有记录的，各路人马均摆开阵势，等待着一家家扛着粮食来缴纳验收一年一度的公粮任务。
黄岭村的二月天，还是春寒料峭，冰封千里。冬季的积雪还未消融，街道上，田野里、山坡上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还是白雪皑皑，凛冽的寒风从山川沟壑中窜出来，席卷着雪片冰碴在街道呼啸着，肆虐着，街道两旁干枯的黑乎乎的树木枝杈摇晃着，发出“呜呜呜”的吼声。
黄岭村家家户户的男人们开始扛着沉甸甸的粮食口袋，走出温暖的家门，三三两两来到大街上，脚踏着疙疙瘩瘩，凸凹不平的土石街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大队院子走去。一阵阵猛烈刺骨的寒风袭来，裹挟着枯枝、衰草、雪片、冰碴扑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让他们瞬间喘不过气来，站不稳脚跟，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扭转扛着沉重口袋的身子，避开顶头风。身上单薄的衣裤被寒风吹打得朝着相反方向猛烈摆动，两条腿就像两根旗杆一样，绸布尽向一边飘去，露出干枯枯的两根旗杆。而身子也不自主地被推着向后倒去……。一家、一家的男人，歪着脑袋扛着沉重的口袋走出家门，汇入街道缴纳公粮的队伍，街道上